茅台的隐喻

    茅台的隐喻

    本报评论员 张立伟

   一家中国最著名的酒厂在12月15日宣布自明年1月1日起上调产品出厂价，平均幅度为20%。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对其产品价格根据成本变动或市场供求作出调整是正常的现象，而这家生产茅台酒的中国企业，声称这一价格变动是为更好地统筹兼顾好国家、消费者、企业、经销商和投资者等各相关方的利益。

   一家企业能够以如此古怪的理由解释自己的生意，凸显了这家白酒生产商在中国具有的“半官方地位”。这种酒里面装着一些特殊的文化，而且人们往往将它过高的价格与一些腐败现象联系起来。

   这家历史悠久的企业所生产的白酒常常出现在国宴的餐桌上，从而被赋予了特殊光环。在各种商业性的宣传品中，茅台酒自称为“国酒”，这种荣誉通常意味着“用来专门招待外宾等高贵的客人”，体现了一种政治意味和相应的待遇。由于茅台作为中国“特供”文化的一部分，在商品化后也被广大的低层政府所追逐。

   事实上，国酒并非是一项由权力认定的荣誉，而是代表一个国家民众集体喜好的饮品，是主流消费的体现。在计划经济时代，茅台生产商作为国有企业，他的价格也像配给制下的其他商品一样普通，但茅台所称的国酒似乎被理解为一种奇货可居的奢侈品，而且越来越远离大众。而事实上，茅台的国酒地位从未有过官方认定，在茅台酒宣布提价的前一天，杭州消费者叶征潮得到了浙江省工商局对其举报的正式回复，证实茅台使用的“国酒茅台”商标属于无效商标。

   在2008年，这家企业的负责人乔洪因为贪污腐败而被收监入狱，据他供称，此前茅台销售依然沿用计划经济模式，60%左右的酒按年度计划分配给各经销商及重要的终端客户，另有40%的酒的销售去向由领导审批决定。这种垄断稀缺资源的分配权成为巨大的腐败诱惑，而在销售终端，也存在同样的现象。

   就像另一个具有相似地位的酒厂刚刚宣称的，五粮液提价是为了满足消费者的身份需求。茅台酒的终端客户主要是一些政府部门、富人和行贿者，因为以中国普通人的平均收入消费不起一瓶至少上千元的茅台酒。茅台酒之所以能够不必担忧需求减少而连续提价，就是因为这些客户对价格并不敏感，反而价格越高身份尊贵感越强。由于产量有限，而中国有接近700个城市，各种部门更不计其数，因此就像一些媒体所报道的，即使级别较高的政府部门想要从生产商手中获得正宗的茅台酒也需要申请，而级别低一些的政府部门只能从市场上购买。这刺激了假冒产业，去年曾有河南两家驻京办购买了777瓶价值66万余元的茅台酒，后来证实是冒牌货。

   茅台的稀缺在送礼文化盛行的社会成为最抢手的礼物之一，而且它还有一个好处，即随时能够在市场上兑换成钞票。在中国各个城市，大量存在着礼物回收这一行业，主要是收购那些受贿者的高档烟酒。

   白酒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根深蒂固，在节日里，它是加深情感的纽带，也几乎是在中国做生意时与相关政府部门打交道的必经之路，有时，甚至酒桌上的表现能够决定事情的成败。政府应该带头消灭这种陋习，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应该停止公款招待的制度，因为每年要消耗数千亿的财政，而以茅台这种昂贵的饮料作为公款挥霍的一部分，更不应该。

   这种现象已经成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而被心安理得的接受和蔓延，但是，在中国通胀的背景下，茅台酒大幅提价也在加深贫富之间的鸿沟，尤其是在春节白酒消费高潮就要来临之际。对于普通百姓而言，生活成本的增加要求他们省吃俭用，茅台酒所带动的涨价潮流让他们只能选择更廉价的酒类，而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这意味着或许有更多的假酒泛滥，几乎每年都有一些假酒伤人的报道，这些事件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