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外来常住人口首现负增长 专家:非人口拐点

    原标题: 沪外来常住人口首现负增长 专家称并非城市人口拐点

   素有“人口吸泵效应”的一线城市，人们早已习惯了它的繁华——街头华灯璀璨，高楼林立；路人行色匆匆、步履不停。当北京、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人口数量依然有增无减时，上海的人口数量，却在悄然之间发生了变化。

   日前，上海市统计局公布的《2015年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至2015年年末，全市常住人口总数为2415.27万人。其中，户籍常住人口1433.62万人，同比增长0.3%，外来常住人口981.65万人，同比下降1.5%。相比2014年996.42万的外来常住人口，2015年上海外来常住人口减少近15万。

    这是15年来，上海首次出现外来常住人口的负增长。

    谁离开了上海？

   产业结构调整首先造成一部分劳动力的迁移。以宝山为例，南大、吴淞等重点转型区域近年来转型力度不断加大。通过关停并转三高一低（高污染、高风险、高能耗、低产能）的企业，集中调整了一批外来务工人员。再如浦东新区原南汇地区劳动密集型的低端制衣厂非常多，通过近几年的产业调整，也分流了一大批外来务工人员。

   根据大数据咨询机构数联铭品首席经济学家陈沁列举的数据，上海2015年6个重点行业的工业现价总产值低于2012年，而这几乎都是产业工人最聚集的行业。比如石油和精细化工行业近三年间下降了15%、钢铁下降了26%，仅2014到2015年一年，石油和钢铁行业的总产值就分别下降了11%和20%。此外，去年上海建筑业竣工面积下降4.3%，意味着建筑工人需求量萎缩，农业产值下降12.7%，“转行”务农也不太现实。

   2014年时，上海的人口增速就已在一线城市中排名靠后。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上海外来常住人口曾增加30万人，总量突破990万人；但次年就只有约6万人的增幅，去年更下降到了981.65万人。

   除了产业结构调整，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促使外地来沪人员选择离开上海。在金融国企做营销相关工作的白领周宛，一家人来到上海已有六七年。“压力比较大，很难融入环境，每天都觉得紧张。”周宛在今年年初选择了离职。她选择了去重庆，换个地方调整心态，“在火锅和3D迷幻轨道里体验一下不同的人生。”做舞台剧音乐设计的煜杰为上海浓郁的文化氛围而来，“但买房实在太难”，煜杰在今年选择回到了家乡武汉。

    为何选择离开？

   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研究所所长郁鸿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2015年减少的15万上海外来常住人口中，以外来务工人员居多，背后的原因有三：产业结构调整、违法建筑整治和群租房的整顿。

   他表示，近几年上海在实行经济转型升级，产业结构调整后，低能级的制造业在萎缩，相应的企业转移出去，用工就会减少。此外，上海在拆除违法建筑，一些城中村里面存在乱搭建现象，拆除后减少了很多非法经营或者无证经营的企业，再加上整顿群租房，相应的人口随之减少。

   上海财经大学人口流动与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心主任陈媛媛说，外来人口运动轨迹与上海产业结构的变化脉络有比较大的相关性。陈媛媛重点研究方向是外来人口的子女就学问题，她在调研中发现，很多情况是孩子回去了，大人并没有回去。

   来自江苏宿迁，在宝山区南大路开童装店的王女士就是如此。她有一个11岁的女儿在老家上学，还有一个三岁半的儿子，也打算送回老家上学，自己留在上海继续开店。

   此外，上海生活成本高已是不争的事实。人力资源咨询机构ECA国际的一项生活成本调查显示，上海已经跃升亚太地区外派人员生活成本较高的城市。

    人口拐点已至？

    陈媛媛说，这不是一个绝对的拐点。

   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周海旺也表示，不认为2015年是一个拐点。“减少15万人，相对于2400多万人的全市常住人口，是非常微小的波动，是最近两年来主动调控的结果，不代表上海人口发展进入了长期向下的拐点。”

   周海旺称，2000年到2010年这十年，常住人口平均每年增幅达到66万人，对城市发展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比如轨道交通的拥挤、医院看病难、房价疯涨、城中村违法搭建、市中心群租等等。

   “守住常住人口规模底线”被明确写进“十三五”规划纲要之中，设定的目标是，到2020年，上海的常住人口必须控制在2500万人以内。

   “这是完全可以达到的。”周海旺表示，上海从2010年开始，外来人口增速就一直在放缓。2010年到2020年这十年，通过实施严格的人口调控政策，可以逐步使人口发展与上海城市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相适应。“人口调控，不单单是数量上的，还要综合考虑人口年龄结构、教育结构、职业技能、劳动力供给等方方面面的需要。从长远来看，上海的人口发展将纳入法制化、市场化的轨道。”

    硬币的两面

   “理论与实践都已证明，人口向城市集中，城市规模扩大，可以创造规模效益和集聚经济。”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王桂新说，根据我们研究，到目前为止，我国上海、北京、广州等大城市仍能创造较大的规模效益，而且规模最大的上海规模效益也最大。长期以来，这些大城市户籍人口的自然增长基本上都是负增长或低增长，其人口增长主要是依靠外来人口的迁移增长。这些大城市的规模效益离不开人口增长、规模扩大，其人口增长、规模扩大又主要是由外来人口的增长贡献的。

   王桂新说，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已形成一个规模庞大、流动性很强的低端劳动力市场。外来人口特别是那些低端劳动力基本上都是以非正规就业形式、就业在这一层次劳动力市场。他们本来就是不断流动的，其流动性特征正好与这一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相吻合。

   人口专家表示，如何在控制大城市人口规模与保障劳动力来源、保持城市活力方面取得平衡，将是对城市管理者的一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