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国央行竞相“放水” “中国制造”非价格竞争力待考

   汇率与全球贸易的话题站在了亚洲博鳌论坛2016年年会的聚光灯下，3月23日举行的分论坛“货币贬值：为何不再是‘出口利器’”备受关注。参加博鳌论坛的多位嘉宾认为，目前全球范围内正在掀起新一轮货币宽松潮，未来有可能会有更多央行加入宽松阵营。这种局面无疑会影响全球贸易生态，为世界贸易增添不少变数，也给我国外贸发展带来不小的挑战，考验我出口的“非价格竞争力”。在此情况下，专家认为，我国提振出口的关键在于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领外贸升级。

    宽松 “放水”是否必然提振出口

   近期，新一轮宽松潮又在全球范围内掀起：瑞士、新加坡、俄罗斯等十多个国家的央行在年初都实施了降息等宽松政策，印度、埃及、秘鲁、土耳其等国央行也先后不同幅度下调利率，欧洲央行全面下调利率启动全面量化宽松，日本央行宣布实施“负利率”之后，最新货币政策会议决定维持目前宽松货币政策不变。

   有分析认为，尽管美国退出量化宽松，迈上货币政策正常化轨道，但在当前全球经济复苏前景不明、贸易增长低迷、各国通缩风险日益升温的背景下，未来很有可能会有更多央行加入货币宽松的阵营。

    多位专家认为，多国央行竞相“放水”无疑会影响全球贸易生态。

   标准普尔全球首席经济学家保罗·谢尔德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汇率的变动受到资本流动、贸易等因素的影响，而货币政策只是影响一个国家汇率水平的诸多因素之一。他指出，在其它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如果一个国家的货币政策发生变化，开始实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就很可能导致该国货币贬值，这将会使得该国的出口更便宜、进口更贵，从而有助于该国经济的再平衡，有利于促进国内生产。但是，出口和进口对短期的乃至中期的汇率变化并不十分敏感，也就是说，短期的汇率波动不会对国际贸易产生显著的影响。

   国家发展改革委学术委秘书长张燕生告诉记者，一个国家的货币贬值确实对本国的出口会起到刺激作用。比如日本实行负利率，这和量化宽松是类似的，相当于“放水”，货币就是贬值的，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导致中国对日本的出口下降，进口增加。

   “不过，我们看到，一些汇率贬值的国家出口形势依然不好，这说明有汇率以外的因素在起作用。”张燕生表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也在分论坛上表示，货币贬值只是影响一个国家出口产品价格。不同国家的出口产品结构不同，出口价格弹性就不一样。“日元贬值为什么没有刺激出口？这是因为日本产品主要不靠价格因素，人们买日本产品是因为它的品质。所以它的价格弹性比较小。但是对那些如果仅仅靠价格来竞争的，比如劳动密集型产品，其实贬值并不是没有作用。”他表示。

   世界银行最新的研究表明，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各国出口产品中使用国外的原材料、零部件的比重日益上升，汇率的贬值提高了出口产品所使用的进口原材料成本的价格，部分抵消了最终出口产品的价格优势，从而汇率变动对出口的影响显著降低。

    考验 中国“非价格竞争力”面临挑战

    多国量化宽松的政策无疑对我国出口的“非价格竞争力”是一个考验。

   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白明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在当前全球经济减速压力很大的背景下，尽管美国已经启动一次加息但后续货币政策走向依然存疑，欧洲和日本的负利率政策导致量化宽松，这给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带来新的不确定因素。

   他表示，我国人民币国际化正在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处在关键时期，稳外贸的压力也很大，这些都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

   在他看来，我国出口的“非价格竞争力”面临巨大考验。当前我国贸易体量已经是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又正处在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向外转移。货币贬值对我国出口的刺激效应已经递减，我们也不会为了刺激出口让人民币贬值，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就必须加速提升我国出口产品的“非价格竞争力”。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在多国货币贬值的形势下，我国具有国际业务的企业也需要及时做足技术上的准备。

   天合光能有限公司董事长高纪凡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说：“我们公司60%的销售在海外，汇率的波动对我们企业的影响是很大的。尤其在过去几年，日元、欧元对美元贬值比较大，人民币去年也有一定调整。我们企业成立了专门的管理部门，也有一套相对完善的管理办法，也请来一些国外的有经验的人员，来管理、控制汇率波动风险。”

    对策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领外贸升级

   多位接受采访的专家认为，我国提振出口的关键在于提高“非价格竞争力”，而提高“非价格竞争力”的关键又在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最好的办法是供给侧结构性的改革”，张燕生表示，我国出口部门的转型面临着缺人才、缺品牌、缺售后服务能力和渠道、缺融资、缺经验和能力等问题。我们需要帮助出口企业转型升级，转变发展模式，提高产品的档次，使我们的外贸进入到转型升级的良性循环轨道，这是最主要的。当然，这种转型可能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非常重要的，必须要给企业降成本，给企业补短板，帮助企业去杠杆。

   白明指出，根本上要靠转变外贸增长方式，一是夯实产业基础，尤其是高铁、核电、通信等高端制造产业；二是结合“一带一路”战略，拓展新的空间，三是加快推进自由贸易区战略，与更多国家建立自贸区，减少与其他国家互利合作的门槛，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提升开放水平。此外，跨境电商等新业态也能带来很多机会。

   在隆国强看来，我国出口结构升级空间巨大。“我们有一些技术密集型产品已经开始形成国际竞争力。大家看到华为迅速崛起，成为移动通讯设备技术密集行业世界上第一大企。资本密集型产业国际竞争力迅速增强的话，人民币还会继续走强。这也是中国下一步产业升级的一个方向。”

   汇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指出，展望今年，外需复苏仍然遥遥无期，我国主要贸易伙伴如美国、欧盟等经济增幅或将进一步走低，PMI中出口订单指数等先导指标也反映外贸形势依旧严峻。鉴于此，外贸稳增长的重点仍将在如何尽快促进需求恢复和优化供给结构上。相对汇率调控的高成本、低效果来说，加强贸易促进、拓展新兴市场，推进外贸领域供给侧的诸项改革，如改善营商环境、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清除过剩产能，鼓励企业创新等措施亦是提高效率，长短结合促发展的良策。□记者孙韶华 赵婧 北京 博鳌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