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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复帖》卷，晋，陆机书，纸本，手卷，纵23.7厘米，横20.6厘米，草隶书9行86字，是现存年代最早并真实可信的西晋名家法帖，它用秃笔写于麻纸之上，笔意婉转，风格平淡质朴，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研究文字和书法变迁方面有参考价值。此帖宋代入宣和内府，明万历间归韩世能、韩逢禧父子，再归张丑。清初递经葛君常、王济、冯铨、梁清标、安岐等人之手归入乾隆内府，再赐给皇十一子成亲王永瑆。光绪年间为恭亲王奕訢所有，并由其孙溥伟、溥儒继承。后溥儒为筹集亲丧费用，欲变卖此帖，经傅增湘从中斡旋，最终由张伯驹以巨金购得。张氏夫妇于1956年将《平复帖》捐献国家。
《王蜀宫妓图》轴，明，唐寅作，绢本，设色，纵124.7厘米，横63.6厘米。此图原名《孟蜀宫妓图》，俗称《四美图》，由明末汪砢玉《珊瑚网·画录》最早定名，近经考证，改为《王蜀宫妓图》，描绘的是五代前蜀后主王衍的后宫故事，为唐寅工笔重彩人物画的代表作。
张伯驹（1898—1982年），原名张家骐，字丛碧，号游春主人、好好先生，河南项城人。工诗词书画，对戏剧亦有研究，著有《丛碧词》、《红毹纪梦诗注》等书。1918年毕业于袁世凯混成模范团骑兵科，毕业后任安武军全军营务处提调、陕西督军公署参议，后任盐业银行董事、总稽核。抗日战争胜利后，历任华北文法学院教授、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北平市美术分会理事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国家文物局鉴定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北京市政协委员。1962—1966年任吉林省博物馆副研究员、副馆长。1972年被聘为中央文史馆馆员。1982年2月26日病逝于北京。张伯驹早年即喜收藏，所藏法书名画甚众，多为旷世绝品。新中国成立后，他将藏品捐献给国家，这些藏品大部分入藏故宫博物院。
张伯驹是我国老一辈的爱国民主人士、文化名人、书画鉴藏家，在诗词、戏曲、书画等领域均卓有建树。出于强烈的爱国之心，他与潘素女士一道，倾毕生心血与财产，收藏了大量国宝书画，并于1956年将8件古代法书珍品无私捐献国家。
众所周知，故宫博物院是在明清皇宫紫禁城及其收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博物馆。建院88年来，故宫博物院的藏品得以不断充实，与社会各界人士的鼎力支持密不可分。他们或无私捐赠文物，或提供信息和渠道，居中联络，玉成其事，这其中就包括了张伯驹及夫人潘素。
新中国成立前，张伯驹与张葱玉、邓以蛰、张大千、徐悲鸿、沈尹默、吴湖帆、启功等诸先生一起被聘为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工作任务为“书画审定”，为故宫博物院收购清宫流散书画出谋划策，做了大量工作。当溥仪盗运出宫的书画在市场上陆续出现时，张伯驹即谏言故宫博物院，尽早开展征集工作：“一、所有《赏溥杰单》内者，不论真赝，统由故宫博物院价购收回；二、选精品。经过审查价购收回。”经其考订，1198件中除赝迹及不甚重要者外，有价值之品约有四五百件，按当时价格无需大笔经费便可大部收回。
1946年底，北京古玩商马霁川从东北带回20余件文物推荐给故宫博物院。张伯驹不仅给出了具体的审定意见，而且将他所了解的信息，及时反馈给故宫博物院。1947年4月19日，张伯驹又作为专门委员，与徐悲鸿、邓以蛰、启功等人出席了故宫博物院在绛雪轩举行的第六届理事会在平理事第四次谈话会，讨论书画收购事宜。
张伯驹颇为重视文物精品，曾向马衡院长建言，“余主张宁收一件精品，不收若干普通之品”。所以，当发现精品文物在市场上出现时，他多会优先推荐故宫博物院收购，如范仲淹《道服赞》由北京古玩商靳伯声从东北购得，他居中协调，商定以黄金110两卖给故宫博物院；又如，当得知马霁川有展子虔《游春图》时，他建议故宫博物院将此卷买下，在故宫博物院无力收购以上两件文物的情况下，为防止文物流落海外，张伯驹不惜鬻物举债将它们买下，一件《游春图》使他从豪门巨富变为债台高筑，不得不变卖在弓弦胡同的一处宅院和潘素的金银首饰。
新中国成立后，张伯驹继续关注故宫博物院事业的发展，而一生所藏文物精华，也大多归于故宫博物院收藏，兑现了其“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的初衷。故宫博物院共计收藏有张伯驹《丛碧书画录》著录的古代书画22件，几乎件件堪称中国艺术史上的璀璨明珠。如晋·陆机《平复帖》是我国传世文物中最早的一件名人手迹；隋·展子虔《游春图》为传世最早的一幅独立山水画。其余如唐·杜牧《张好好诗》、唐·李白《上阳台帖》、宋·黄庭坚《诸上座帖》、宋·赵佶《雪江归棹图》等，都是我国艺术史上的重要文物。这其中，晋·陆机《平复帖》、唐·杜牧《张好好诗》、宋·范仲淹《道服赞》、宋·黄庭坚《诸上座帖》等8件古代法书精品是1956年由张伯驹、潘素夫妇捐赠国家的，国家文物局后调拨故宫博物院；隋·展子虔《游春图》、宋·赵佶《雪江归棹图》、明·唐寅《王蜀宫妓图》等是张伯驹让与国家，国家文物局收购后陆续调拨故宫博物院的；唐·李白《上阳台帖》则系张伯驹赠与毛泽东主席，1958年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办公室将其调拨故宫博物院。另外，故宫博物院还于1959年购买了张伯驹曾收藏的宋·赵孟坚《行书自书诗》。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隋·展子虔《游春图》、唐·杜牧《张好好诗》、宋·范仲淹《道服赞》等都是故宫博物院当时有意收购，但因各种原因而未能入藏的。它们最终能由故宫博物院收藏，为中华民族所共享，张伯驹居功至伟。
1956年12月，张伯驹作为北京市人民委员会代表视察故宫博物院，并提出了7项内容详实的建议，涉及故宫博物院的性质定位、藏品保管、陈列、出版以及故宫古建筑的完整保护等多个方面。他认为，“故宫是具有国际意义，全国最大的博物馆”，其范围和性质应当是古与中；应尽速整理院藏戏曲资料，并成立专室供人研究；为继承和发扬中国书法艺术，应设立铭刻墨迹馆；南京博物院之南熏殿旧藏历代帝后像应归还故宫，以保持此批文物的完整性；应早日组织法书、名画的复制与编辑出版刊物，以适应各地研究参考。同时，他强调故宫博物院必须保持它的完整体系，不得内设其他无关机构；院内部队及眷属，应早为迁出。这些建议均从维护故宫博物院发展大局着眼，其指导思想与当时故宫博物院的发展思路不谋而合，有些建议是故宫博物院已经开展或即将开展的工作。从中我们也能真切地感受到张伯驹对故宫博物院的持续关注和殷切希望。
对于张伯驹的贡献，故宫博物院一直感念于心。自1998年张伯驹先生诞辰100周年以来，故宫博物院及相关机构陆续推出了系列纪念活动，以深切缅怀其高尚的品格，纪念其化私为公的奉献精神和对我国文化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故宫博物院将永远铭记这位一生为国宝永存神州，做出了非凡贡献的传奇人物。
（作者单霁翔为故宫博物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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