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又要迎来诺贝尔文学奖究竟给谁的季节,此间,英国著名的博彩公司Ladbrokes率先公布了预想获奖者的倍率,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独占鳌头,再次成为人们的热议对象。回想起来,2012年当中国国籍的作家莫言首次荣获这一奖项时,不少评论认为这是战胜了村上春树的结果,当然,也有很多评论对此嗤之以鼻,认为文学是跨越国界的,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可比性是不存在的,因为诺贝尔文学奖一向只颁发给个人,而不是某个具体的国家或者民族。
莫言作为中国的作家摘取了诺奖桂冠,为中国文学之于世界上的旗帜高举了一把,这是令人鼓舞的事情。仅从日本的图书市场所见,除莫言小说之外,其他中国作家的小说群也被摆到了海外文学架上的明显地位。余华、苏童、李锐、阎连科、贾平凹、王安忆、铁凝等人的长篇小说均有出售。其实,这些小说的日文版是过去10年,甚至是近20年前的译作,专此由于搭上了莫言获奖的快车,一时间突现于日本各大书店,貌似显现了中国文学的繁华,这当然也是令人鼓舞的事情。
不过,随着2012年诺奖应时效果的时间推移,日本书店也恢复了原状,海外文学架上的中国文学仍然属于少数派,相比于欧美小说来说,几乎很难找到书的平摆位置,最多是竖插到书架的深处,稀稀拉拉的,好像已经被谁无视了其存在的感觉。
中国文学需要走出去,这不仅是时代的要求,同时也是我们与世界同步的一个标志,但上述的场面却是再现实不过的了。中国文学在外国书店遭冷遇,这不仅仅限于日本,包括欧美在内,至少从我见过的场面来说,几乎是一个模样,没有任何悬念可谈。
日本是中国的邻邦,单从当代文学之于世界走向而言,其实有很多内容值得我们借鉴。所谓文学的“世界走向”,是指自国之外的读者究竟能拥有多少?文学作品得以海外扩散的状况究竟如何?换句话说,多语种的阅读与多国家的出版是一部文学作品被指定为“世界走向”的最重要的参数,同时也是一位作家之所以成为世界作家的重要依据。
川端康成是1968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位日本作家,获奖后,他对前来采访的众多记者说:“我的小说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翻译家的辛劳,让世界了解了日本的文学,当然,如果谁都能用日语阅读就好了,但我不敢有这个奢望,还是靠翻译吧。”
川端康成的小说始终贯穿了日式的情调,无论是景物与人物的描写,还是官能的刻画,随处可见“不到日本就找不到”的感觉。当时的日本文坛认为川端文学把“日式美”推向了极致的深渊,已完全遮蔽了世界读者对“日式美”的好奇与探求,因为川端康成是经典,就像一座高高的山峰屹立在日本文学之林一样。换句话说,类似川端康成《雪国》、《古都》等“日式美”的题材在诺贝尔文学奖“零突破”之后,也许该告一个段落了,挖掘其他小说题材才是日本文学持续走出去的另一重要的可能。因为从文学的“世界走向”反观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时,作家本身的着眼点往往会吸引大量目光。同样出自日本,另一位诺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却表现出了完全不同的风格与底蕴。
大江健三郎是1994年获诺奖的。与川端康成获诺奖相距了26年,单从获奖讲演的题目观察,就不难看出他们的对抗意识。川端康成讲的是《美丽的日本的我》,而大江健三郎则是《暧昧的日本的我》,标题所采用的体例完全是一个模样。与川端文学相比,大江文学的起源除了他少年时代在山村里度过之外,还有一部分是上了大学专攻法国文学后所受到的影响。如果说川端文学植根于纯日本风土之中的话,大江文学则从青年时代起就意识到了世界文学的存在。
2002年冬天,我有幸陪同大江健三郎寻访莫言的山东老家,他告诉我第一次阅读莫言的小说是用英文读的《秋水》,大约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事情。后来,我还直接问过他关于《暧昧的日本的我》的讲演,他当即回答:“文学来源于对立。”
现在想起来,同样从一个国家走出去的世界作家,原来是属于一个对立圈子,听上去,其实挺文学的感觉。
大江健三郎获诺奖已过了近20年,近年来村上春树夺奖的呼声不断高涨,有望成为日本第三位诺奖作家。当然,这一呼声是否能成真,并不是博彩公司说了算。
但有一个明显的事实,即村上春树与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又是另外一个类型的作家,其最大的特点莫过于从美国小说翻译起家,并受其生活方式的熏陶,而率先进入了全球视野的小说写作,至今仍然保持了旺盛的创作欲望。
中国国籍的作家莫言实现了诺奖“零突破”,为中国文学走出去举起了一把鲜明的旗帜。不过,这一情景也许跟当年川端康成作为日本作家第一次获诺奖有所不同,因为当时的日本文坛最热衷于如何能让日本文学持续“走出去”,而这一概念远远大于了对川端文学的褒贬。眼下,纵观莫言获诺奖后的国内反应,不少口水仗尚未脱离对莫言作品的八卦以及个人的争议,而很少从战略上考虑中国文学如何持续“走出去”的问题。我建议从日本借镜,从文学与诺奖的关系上评估,看下中国文学今后的世界走向如何。
毛丹青 (本文作者为旅日作家 神户国际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