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万件石刻文物散落田野待保护 暴露野外风化严重

    暴露野外风化严重 不集中管理面临损坏盗失风险，记者调查发现——

    近万件石刻文物散落田野待保护

    部分区田野文物现状 调查/本报记者 刘洋 史祎 李佳 蔺丽爽 李泽伟

   “观察动机：日前，近年来北京地区最大文物盗窃案告破，被盗文物多数为散落市井郊野的田野文物。

   北京的田野文物到底有多少？处于什么样的保护状态？为何不能集中管理？对这些问题，记者分多路进行了调查。”

   日前，近年来北京地区最大的一起文物盗窃案告破，25件文物悉数追回,其中大多数是散落在市井郊外的田野文物。这也让人们再次对北京田野文物的现状产生了担忧。

   北京青年报记者昨日从北京市文物局、区县文物局、文保专家等多处采访了解到，由于概念模糊、难以界定等原因，目前北京对田野文物的数量尚没有一个明确的统计。北京市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研究员刘卫东表示，仅以田野文物中数量最大的石刻文物而言，现在散落在民间的田野石刻文物大概有近一万件。

   “没法统计。”北京市文物局执法大队队长赵建明表示，田野文物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一般市文物局主要负责国家级和市级文物的保护和统计，区县级及以下的普通文物的统计和管理归各区县进行。从实际操作上来看，数量庞大、交叉保护、不断更新等原因导致目前本市的田野文物尚没有一个明确的数据。

   赵建明表示，一些不在文物古建院内的文物、老百姓田间地头发现的文物、过去被毁掉的古建筑残留下来的文物等等，这些基本都可以算在田野文物的范畴内，这个数量是非常庞大的。北青报记者查询了解到，田野文物主要指古遗址、古墓葬和石窟寺、石刻，由于它们大多散落于民间，管理力量有限，近年各地盗窃盗掘案件猖獗。国家文物局曾在2010年专门下发了《关于加强田野文物安全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做好对田野文物的管理和保护。根据国家文物局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结果，北京市现有登记在册的不可移动文物共3840处。

   北京田野文物的数量究竟有多少？北京市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研究员刘卫东认为，田野文物的概念的确很难界定，包括田野石刻、残破的古建筑和遗迹等，但田野石刻是田野文物中数量最多的。从文献记载、实际调查、文物普查和逻辑推论等方式来测算，全北京市所有石刻文物的数量在三四万件左右，按照件(套)来算，大概在五六千件(套)左右。这其中包括一些被集中保护的、散落在田野中的、被毁掉的以及仍埋藏在地下的文物。如果除去1.5万件房山石经和一万多件收藏在首都博物馆、石刻艺术博物馆等处的石刻，可以推论出现在散落在田野中的石刻文物大概还有近一万件。

   对于田野文物的保护状况，通过记者的调查，各区县不管是从数量统计还是从保护力度上，都十分有限。由于石刻石碑等处于露天状态，通常风化十分严重，亟待保护。另外，由于不能集中管理，田野文物的安全更让人担忧。例如，门头沟永定镇一个石塔的塔尖构建被偷走。文物专家、通州博物馆原文物所所长周良接受北青报记者采访时说：“田野文物被盗的事情很严重，这个势头没有被遏制，一些小贩子走村串巷收集这些石刻，大批收集来的文物被转卖到韩国及香港地区等。”各区县文物保护力量不足，这是现实存在的。目前，北京市场的文物贩子很猖狂，只要盗取了文物就有人高价收，已经形成“一条龙”犯罪链条，田野文物被盗的问题很普遍。文/本报记者赵婷婷 蔺丽爽

    样本一

    地点：海淀区门头村

    石碑被荒草包围 无人看管

   一片荒废桃林的背阴一隅，高大的石碑被铁栏杆围住，孤傲地矗立在阴冷的空气和茂盛的荒草中，尽显破败。不过，墓主人的身份在当年却十分显赫，清代铁帽子王——礼亲王代善的孙子杰书。

   位于海淀区门头村的礼王坟，因埋葬5位礼亲王家族成员而名气颇大。穿过枯萎的杂草丛，一块白色石碑的顶部从一个安静的院子里冒出，院子无人，北青报记者翻过两米高的砖墙入内，视线穿过一片废弃已久的桃林，完整的石碑才映入眼帘。

   孤立的石碑几乎被荒草包围，四周围绕铁栏杆，地上偶尔散落着绿琉璃瓦。碑身高约5米，保存完整，顶部和四周雕刻着精美的龙形图案，显示出墓主人的显赫地位。驮碑的赑屃为一块整石雕刻而成，体型庞大，抬头望向东方。拨开荒草，露出海淀区政府于1992年立下的区属文保单位标识，刻在方石上的“礼王墓碑”四个字模糊不清。

   根据史料记载，门头村礼王坟为家族墓地，葬有礼亲王代善，其子满达海、祜塞，孙子杰书，曾孙椿泰五位成员。礼王园寝坐西朝东，占地庞大，建有宫门、红墙、碑亭、享殿，月台上建有宝顶，但这些地面建筑均已毁坏，如今仅剩一块石碑，破败程度很难想象出当年的奢华。

   北青报记者了解到，海淀区有近300件田野文物，礼王坟石碑保存还算完好，虽然政府在其四周安装了铁栏杆，但无人看管的状态仍令人担忧。文/本报记者李天际　　摄影/本报记者　　郝羿

    样本二

    地点：朝阳区四惠东地铁站附近

    墓碑风化严重 被办证小广告覆盖

   在京通快速路北侧，四惠东地铁站往东，路边的绿化带中有两通高约4米、宽约50厘米的墓碑，坐北朝南，但四周既没有护栏保护也没有文字介绍，只有一旁的告示牌写着它们是北京市朝阳区普查登记文物。

   两通墓碑周围的草地已经被踏平了，墓首、碑身、龟趺、海墁俱全，碑身上的雕刻雕工精湛，碑身用满、汉两种文字记述了墓碑主人的生平简介，不过因为久经风化所以部分碑文已经难以辨认，但落款日期显示为“康熙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三日”，这表明墓碑的确是已经存在数百年的文物。不过，在墓碑的正面和侧面有几块巴掌大小的黑色污迹，多在墓碑的下方和抬手就可触及的地方，细看就会发现，污迹下覆盖的是曾经贴在墓碑上的小广告，旁边还有几串“办证”的电话号码写在墓碑上盖住了原本就已不太清晰的碑文。

   北青报记者在朝阳区文委的网站上查询得知，这两通墓碑属于清朝掌管江南织造的官员席图库及其家人，左边的一通是席图库父母诰封碑，额篆“奉天诰命”；席图库及夫人诰封碑位右，额篆“诰封”，立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十月二十三日。但席图库官职卑小，员外郎仅为从五品官员，因此史书对其人、其碑均无载，致其家世不详，事迹莫考。两通墓碑原来立于现今的京通快速路中间，当年修路时，墓碑向北进行了挪移。后来轻轨经过该地区，墓碑又被第二次挪移，立于现在的位置。

   朝阳区文委工作人员表示，像席氏墓碑这样的文物属于田野石刻，在朝阳区有40多处，多位于古代家族墓地集中的地方，属于原址保护的范畴。多年来这些文物除了自然风化造成的破坏，人为的破坏也有不少，以前也考虑过加装护栏，但工作人员认为这会影响到市民对文物的欣赏，且加装的护栏也曾丢失过。文物科的工作人员告诉北青报记者，因为不能搬走集中保护，这些留在原址的田野文物保护起来难度很大，也曾发生过文物丢失的案件，但是“一旦迁走，一半的文物价值就没有了”。不过，工作人员也透露，他们正在申请资金，争取在有条件的地方安装监控摄像头。文/本报记者　董鑫 摄影/本报记者　　魏彤

    样本三

    地点：东小口镇太平庄村及霍营村

    清代石碑挪过两次 庙门被垃圾堵住

   在昌平区东小口镇太平庄村，一个离地有两米深的方形水泥坑里，一座外形完整的石碑静静地立在里面，坑的角落里还立着昌平区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嵩年墓碑”几个大字凸显了这个石碑的文物身份。尽管周围已经尽是高楼大厦，石碑所在的地面也已经比现在的地平面低了近两米，但石碑整体还算完好。

   “这个碑是清代的，驮碑的龙头是后来安上去的，能看出来跟石碑的材料不一样，你看上面还有明显的接痕。”昌平区文物监督员王进说，这里是石碑待过的第三个地方，之前因为种种原因，石碑在村里被挪动过两次。原本周围的地面和石碑底座是一样高的，后来盖楼的时候周围都垫土垫高了，只有石碑所在的地方还保持了原来的地基。

   在霍营村的深处，一座破破烂烂的庙宇掩映在村民的宅子里，如果不是外墙上挂着的“霍营村娘娘庙”的文物标牌，恐怕没人会把这里跟文物联系在一起。庙的正门外堆了很高的垃圾，庙门已经被封了起来，里面黑乎乎的，看不清状况。“早就封起来了，根本没人能进去。”王进说，前两年政府对古庙进行了加固，防止古庙倒塌。文/本报记者赵婷婷 摄影/本报记者　　魏彤

    样本四

    地点：东小口镇半截塔村

    辽代古塔被误认为施工废料

   昌平区东小口镇半截塔村的辽代文物半截塔，在一片村民自建房的包围下，半截塔很容易被误认为是建筑施工时废弃的石头，塔的周围还有被点火烧黑的痕迹，防盗是对半截塔最主要的文物保护要求。文/本报记者 赵婷婷 摄影/本报记者　　魏彤

    官方回应

    田野文物集中管理难度大

    对话：市文物局执法大队队长赵建明

    北青报：田野文物为何不能集中管理？

   赵建明：集中管理是一种比较好的方式，但一些文物如果离开原址，文物价值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比如某个墓葬前面竖立的华表，离开墓葬，华表本身的价值就很小了。另外，一些文物是否可以挪到别的地方保护还要考虑当地老百姓的风俗习惯和感情。比如以前密云某村曾有一对放在村路口的石狮子，失窃后被公安人员找了回来，原本我们想搬到其他地方集中保护，可是当地老百姓认为这个石狮子是镇邪的，如果没了石狮子这个村就要倒霉，后来只能放回村里，督促村里加强保护。此外，资金缺口也是一个问题，2012年政府才开始将每年的文保资金增加到10亿元，在此之前每年只有1亿元，再早之前每年才几百万元，全北京仅不可移动文物就有3840处，再加上一些其他类型的文物，需要资金支持的项目实在太多了，不可能每个石刻都建个房子保护起来。集中管理不是唯一的保护措施，而是针对适合集中管理的文物采取的一种措施。

   北青报：为什么科技手段的保护效果不理想？如果科技手段不行、人员数量又有限，那文物原址保护的难题究竟该如何解决？

   赵建明：摄像头这些科技手段毕竟不够灵活，一旦遭到犯罪分子破坏就失去了意义。我们计划采取志愿服务行动，面向社会招募千名志愿者，协助文物部门盯守文物。文物志愿者主要起巡视和发现的作用，他们虽然没有打击和抓捕的权力，但可以及时提供线索。

   文物监督员的作用差不多，但是文物监督员有一定补助，志愿者主要以志愿服务为主，可能只有一些通讯费用的补助。

    文/本报记者 赵婷婷

    专家观点

    保护田野文物 政府应拿出更多资金

   “北京田野文物保护的状况可以用堪忧、痛心、惨不忍睹来概括。”北京市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研究员刘卫东认为，虽然北京田野文物的状况在全国来看算是比较好的，但现状仍然让人担忧，保护工作亟待加强。

   他认为，这两年北京田野石刻被盗情况增加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保护资金不到位，大量资金都被用在能够很快看到效果的文物修缮上了，而这些亟待保护却又短期内难以看到效果的文物保护在资金上捉襟见肘。此外，近些年的“鉴宝风”诱使一些不法之徒走上了文物盗窃的道路。

   刘卫东表示，加强田野文物保护应该有实际的行动，应该做到文物必征，而不是被动挑选，一些文物如果现在不去征集，几年以后可能花多少钱都征集不到了，相关单位应该有忧患意识。

   刘卫东认为，保护田野文物只要拿出少量的资金就可以起到很好的实际效果。“可以发动更多老百姓参与其中。”刘卫东认为，用少量的资金聘请普通市民担任监督员，效果立刻就会变得很不一样。文/本报记者赵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