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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年前，明朝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六月十三日，经过四年的靖难之役，明太祖第四子燕王朱棣终于攻破南京，就在朱棣攻入南京时，皇宫已是一片大火，建文帝下落不明。数百年来，有关其出逃的传闻颇多，演变成为一桩争讼不决的历史悬案。建文帝的命运，在史学界衍生出了4种说法：一说他死于战乱，一说他“出家为僧”，甚至有传说他流亡海外，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之一就是寻找其踪迹……
“我的祖先找到过建文帝！”近日，90岁的丹阳人戴壁城致电现代快报，称他近来研究家谱时有了意外发现——他的祖先、丹阳戴氏一个分支的始迁祖戴瑞珊，曾花30年时间寻遍万里，最终在一个叫“穹浪山”的地方找到了建文帝……
这一发现是否能够破解数百年来争论不休的明朝第一悬案？现代快报记者进行了走访调查。现代快报记者 林清智 陈曦
一篇“藏身”家谱的墓志铭
戴壁城的发现要从一本家谱说起，这本家谱里记载了一篇明代的墓志铭。近日，现代快报记者接到报料后两赴戴壁城家中。
戴壁城生于1923年10月，曾担任中国人民银行丹阳支行行长，退休后，除了炒股，研究家谱成了他的一大爱好。
今年10月中旬，戴壁城在阅读《丹阳家谱提要》时得知，有一本1936年重修的《云阳戴氏家乘》，被收藏于上海图书馆。“我小时候就知道家里有这本家谱，抗战时期我们全家逃出丹阳，这本家谱没有带走。”
戴壁城立即让在上海工作的孙子去图书馆查找，“孙子打电话给我说，找到这本家谱了，而且在上面看到了我小时候的名字。”孙子替戴壁城复印了一本。11月中旬，戴壁城在琢磨家谱时发现了一篇墓志铭《东山公墓志铭》。
现代快报记者在戴壁城家中看到了家谱的复印件。家谱共6卷，第一卷是“旧谱序跋”，第二卷为传记、祭文，第三卷为“行序录”，第四为“世系图”， 第五卷第六卷为“世系表”。
第一卷中收入了《康熙壬辰修谱序》《乾隆甲辰修谱序》《道光戌子修谱序》《光绪乙亥修谱序》等序文。戴氏家谱始修于清朝康熙年间，而收藏于上海图书馆的这一版是民国时重修的。
这篇墓志铭是家谱第二卷的最后一篇文章，墓志铭是为戴家先祖戴瑞珊而写，共1400余字。
家谱记载，戴瑞珊，字国珍，号东山。元代末年戴超从新安迁到浙江，他的孙子戴瑞珊在明初又迁到丹阳。戴瑞珊生于明洪武庚戌年六月十五日，死于明宣德壬子年十一月十八日，在世近63年。戴瑞珊是明洪武癸酉举人、甲戌进士，官至礼部主事、员外郎。建文帝在位期间，他当上四川提学副使。
《东山公墓志铭》由戴瑞珊的好友王用宾所写。王用宾名王观，用宾是他的字。
王观在戴瑞珊的墓志铭写到，“建文元年，靖难师起，朝廷拜李景隆为大将北伐，公上疏极言，景隆年少不知兵，北兵遒劲，不可轻敌，宜用老成者，持重坚守，挫其锐气，俟其怠归，尾而击之，可以制胜。”但当局未能采纳。
建文三年，正当靖难之役激战的时候，戴瑞珊赴四川为官。
墓志铭中王观写道，朱棣攻破南京，戴瑞珊得到消息后便散遣家眷，将妻子和两个儿子托付给了他，随后改名换姓，“微服去官，拟于吴楚之交觅一棲遁所”。
戴瑞珊三十年追寻万里“始得见帝”？
据该篇墓志铭记载，戴瑞珊在安徽得知建文帝未死，藏身于苏州史仲彬家，他渡江赶到苏州时，建文帝已离去。戴瑞珊再由吴楚经福建、湖北、四川、贵州、云南、广西、广东寻找，跋涉数万里，终于在穹浪山见到建文帝。
“殆三十年始得见帝穹浪山中，时公已病，帝见公憔悴，甚怜之，慰劳交至，命之亟归。公痛哭流涕，拜谓：臣受大恩，未曾以一死报国者，徒以陛下尚在，故不惮万里相从，今既得见天颜，愿誓死相随，不忍言去。固辞不获命，乃大哭，拜帝而归。归未期月，遂以病卒于家。”
史载建文帝于1402年下落不明，戴壁城根据墓志铭的叙述推断，戴瑞珊在建文帝失踪那年就开始寻找，当年若见到建文帝，应是在1432年，当时建文帝应为55岁（建文帝生于1377年），而朱棣死于1424年，这也意味着戴瑞姗是在朱棣死后找到了建文帝。
戴壁城说，根据家谱记载，戴瑞珊死后，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回到浙江，一个留在丹阳，“我是戴瑞珊留在丹阳的第21代子孙。”
戴壁城在网上搜索了关于建文帝谜案的信息，在种种“解密”中，均没有这篇墓志铭的影子，“为什么前人没有发现这篇墓志铭与建文帝的关系？”戴壁城希望，有专家能解读该文的价值。
传说建文帝逃至丹阳妙觉寺当和尚
在由丹阳市政府审定通过的《丹阳古今》一书中记载，戴瑞珊“因京师失守，即弃官逸世，将其家小托付给担任丹阳教谕的好友王用宾，自己只身出游，等他回到并定居丹阳城内谈家巷时已老态龙钟，不久便撒手归天。”
丹阳市史志办78岁的张昌龄从事地方志编纂工作30余年，他是《丹阳古今》的主编之一。张昌龄告诉现代快报记者，《丹阳古今》中关于丹阳姓氏的记载，主要依据是家谱，其中，有关戴瑞珊的那部分文字，是同行赴上海图书馆查阅《云阳戴氏家乘》后所书。
至于墓志铭的作者王观，张昌龄翻出了一套清代光绪年间的《丹阳县志》，县志里多处提到了王观，“他在明洪武年间当上‘教谕’，是丹阳在明代的第一任教育官员。”
张昌龄指出，县志里的《寺观》这一卷中，关于丹阳妙觉寺的记载还提到，“俗传，建文帝披剃于此。”丹阳市史志办副主任朱银忠表示，他曾听前辈说，建文帝逃至丹阳妙觉寺当了和尚，妙觉寺里挂着一幅皇帝画像。遗憾的是，妙觉寺早已毁于战乱，不复存在。
直到12月20日接受记者采访时，张昌龄才第一次看到《东山公墓志铭》，他提出假设：这篇墓志铭应该是在改朝换代后才重见天日。戴壁城也猜想，这篇墓志铭和戴瑞珊一起葬于墓中，多年以后才重见天日。（墓志铭中有这么一句：“以礼葬公，悲其亲之不传，乞余一言藏诸墓”）戴瑞珊死后安葬于丹阳北门外薛家庄，这个地方如今已不知所终。
张昌龄同时指出，这篇家谱的真实性问题会是争议的焦点，不过，在建文帝失踪之谜的众多版本中，张昌龄认为，相比于根据传说、遗址作出的推断，作为“当时人记载当时人当时事”的墓志铭，“真实性很高”。
疑点重重引来猜想
现代快报记者注意到，在戴氏家谱不同年代的修谱序中，都有关于戴瑞珊的叙述。
《康熙壬辰修谱序》中写道：“建文朝有东山公者，为西川学宪，值靖难之乱，避迹云阳，当斯时变，一时从亡殉难诸君子，炫赫震荡，照耀千古，而公亦于其列。”
在家谱第一卷中，有一篇没有署名、疑似写于清雍正年间的《戴氏始迁祖颠末考》，里面写道：“建文三年，拜四川提学副使，迨靖难师起，京师失守，帝出亡，公即弃官，以家托于至交王用宾先生处，先生时为丹阳教授，公之家遂居焉。公乃变姓名，只身江湖踪迹帝之所在，跋涉数万里，间关三十年，仅得一见帝于穹浪山中。”
在《乾隆甲辰修谱序》中则写道：“当读明史至靖难师起，一时慷慨赴义，如方黄景铁诸君子，固已垂光竹帛，昭若日星。他如督学戴公国珍，于败亡逋窜之余，间关数
万里，君臣相遇，痛哭失声，忠愤之气，赫赫昭人耳目。”
比较这三篇文章可以发现，在康熙年间的修谱序中，戴瑞珊和其他君子一道“从亡殉难”；从雍正年间的《戴氏始迁祖颠末考》开始，就提到戴瑞珊寻找到建文帝的事情，所述和《东山公墓志铭》里的记载吻合。
因戴瑞珊不在丹阳为官，除家谱之外，丹阳现有的史料中，找不到关于戴瑞珊的更多记载，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一名研究镇江古代史的学者称，戴瑞珊找到过建文帝的说法根本没有听说过，尚待考证。
戴壁城也表示，在他看到这篇墓志铭之前，家族中从没有听过跟建文帝有关的传说。
很显然，以上推断建立在该墓志铭所述为事实的基础上。值得一提的是，王观写的这篇墓志铭并没有讲明写作时间，但根据王观所处的年代可以推断，这篇墓志铭的历史近600年。
戴壁城感到不解的是，这么多年来，“祖先找到过建文帝”这样重大的一件事情为何鲜为人知？也许墓志铭的开头中可以找到一部分答案，在墓志铭中，王观一方面大赞戴瑞珊的忠烈，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其低调的态度，“士有大节，不愿于当时荣名，不垂于后世，泯然与草木同朽……”
不过，与其说是低调，还不如说是不敢张扬。墓志铭开头就写道：“即如吾友东山公之事君大节，亦足千古。厄于时事，遂不得传，非不得传，不可传不敢传也，不敢传者，时所讳也……”这段话的意思很清楚：碍于当时的政治环境，戴瑞珊见到建文帝的事情并不敢宣布，也没有外传。
墓志铭中，另一个耐人寻味的地方，就是戴瑞珊见到建文帝的地点——穹浪山。墓志铭中，没有更多关于该地名的记载。对此，戴壁城提出猜想：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王观为了保护建文帝，对他的藏身之所一笔带过，不敢仔细描述。
那么是否真有这个地名？这个地方在哪儿？也有传说，建文帝死后埋葬在苏州穹窿山，穹浪山和穹窿山读音相似，但二者是否为同一地方，不得而知。
“家谱里的记载只能作为参考”
现代快报记者找到了《丹阳家谱提要》一书作者吉育斌。吉育斌研究家谱10年以上，他的研究范围从本家族，逐渐扩大到丹阳其他家族。
吉育斌说，戴壁城复制到的是民国版的《云阳戴氏家乘》，丹阳档案管里也有复印件，“这套家谱我一直非常看好”。吉育斌指出，整套家谱资料详实，民国时期于右任、宋子文、孔祥熙等名人均为该家谱作序撰文，这么多当时的要员在家谱中留名，和民国时期丹阳实业家戴则均不无关系，“戴则均的府邸戴家花园，在解放战争时期成为‘总前委’，是邓小平战斗生活过的地方。”如今，丹阳市总前委旧址纪念馆已成为江苏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江苏省全民国防教育基地。
吉育斌认为，家谱重修目录显示，康熙、乾隆、道光、光绪时期，戴氏均有修过家谱。“家谱是修出来的，只会在原来的基础上加内容，基本不会减少的，所以看不看到康熙谱，没有实质意义。家谱在民间这样传承：新谱诞生之日，就是旧谱销毁之时，只有一两部会在祠堂中存档，其他的都是要销毁的，因为旧谱已经不能代表这个家族的全部了。”
吉育斌说，南京图书馆藏有光绪元年修的《云阳戴氏家乘》。他看过民国版的《云阳戴氏家乘》，里面确实有《东山公墓志铭》，不过他并未细读。
“宋代以后、特别是明清之际的家谱，记载本族的史料可信度相当高。”吉育斌介绍，根据家谱在中国的发展演变史，宋代之前，家谱都是官方修的，宋代之后才逐步走入民间，家谱的功能发生了转变，修谱的动机更加单纯，“续修家谱转为民间，宋之后的家谱功能主要是理清血脉，敦宗睦族和教化子孙等。”
吉育斌认为，《东山公墓志铭》里记载的事情，按照时间推断没有任何问题，不过康熙年间修家谱时，距离建文帝就已相差300年左右，至少相隔10代人，“如果是口传的话疑点就更多了。”
吉育斌表示，虽然明清家谱的可信度比较高，但要概括一个人，墓志铭显然还不够，“家谱都是写自己人，没有标准和监督，墓志铭也一样。建文帝的传说很多，史学界没有定论，家谱的权威性不足以作为铁证，只能作为参考。”
建文帝“自焚说”和“出亡说”
关于建文帝的下落，历来有自焚说和出亡说两种观点。
明史专家、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潘群说，关于建文帝的生死问题，最早官方记载是建文帝的政敌朱棣及其子孙手下文人所撰写的《明太宗实录》：“上（指朱棣）望见宫中烟起，急遣中使往救。至，已不及，中使出其尸于火中，还白上。”但如果比对一下朝鲜的《李朝实录》就发现问题大了。
潘群认为，建文帝“烧死说”不足信，而且明史中关于建文帝的下落也有自相矛盾之处。在《明史·姚广孝传》以及《明史·胡濙传》中都有相关建文帝的记载。这些记载说明成祖朱棣当了皇帝后，对建文帝是否自焚而死，也产生过怀疑。那具烧焦的尸体可能是马皇后的，建文帝则削发为僧外逃了。朱棣为此把建文帝的主录僧溥洽抓了起来关进监狱长达十余年，逼他供出建文帝下落，并派胡濙四处寻找建文帝的下落，长达16年。一直到朱棣死前一年的一个晚上，他已睡下了，但听说胡濙回来了，急忙穿上衣服，在卧室单独召见。胡濙将自己访得的关于建文帝的消息，悉数告诉了朱棣。虽然史书没有记载他们之间具体都说了些什么，但是朱棣“至是疑始释”。
建文帝究竟是自焚而死呢，还是由密道逃离南京？两说各有道理，但谁也拿不出决定性的证据，一锤定音地击败对方。当年清朝编修《明史》之时，明史馆中诸史臣即对此意见不一。撰写《明史·恭闵帝本纪》的徐嘉炎认为建文帝未死于火，而是逊国外逃。而同在明史馆的著名学者朱彝尊则相信《明实录》的记载，认为建文帝已死于火。于是，在修撰《明史·恭闵帝本纪》时，只好运用如下表述：“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以折中双方的观点。
戴氏经历“多多少少有点影子”
在南京明史专家马渭源看来，镇江丹阳发现的《东山公墓志铭》，“多多少少有点历史的影子”。
马渭源说，金川门之变后，几百个建文大臣一夜失踪，这些人要么被杀，要么出逃。这些大臣又以南方人居多，出逃后在江南寻找建文帝是完全有可能的。不排除戴瑞珊就是当时追随建文帝的臣子之一。
墓志铭中说，戴瑞珊准备到吴楚一带寻找建文帝的下落，吴楚在今天的湖湘一带，这倒是极有可能的。明末有名的史学家谈迁在《国榷》中记载：建文朝兵部侍郎襄阳人廖平在金川门之变后，保护着建文太子朱文奎偷偷地出了南京城，一路狂奔，逃到了廖平的老家湖北襄阳躲藏起来。建文帝朱允炆逃亡的第一站，很可能是跑到湖北跟儿子会合。
文中又说，戴瑞珊最后在穹浪山见到了建文帝，穹浪山确有其名，是当时贵州安顺的一座小山，在今天的云南一带。
但马渭源认为，光凭这些孤证，还不足以破解这一历史谜案。而且墓志铭及其《丹阳县志》中也存在诸多疑点。
首先，墓志铭中说，戴瑞珊听说建文帝藏在苏州史仲彬家，就飞赶过去，但史仲彬此人不可考，托名史仲彬所作的《致身录》，绘声绘色地演绎了建文帝的出亡过程，给人感觉不像逃难，像旅游。《明史》中说：“万历时，江南又有《致身录》，云得之茅山道书中。建文时，侍书吴江史仲彬所述，记帝出亡后事甚具……然考仲彬实未尝为侍书。‘录’盖晚出，附会不足信。”
另外，马渭源对《丹阳县志》的史料价值也存在疑问。比如，其中有个叫胡潇的人，县志说他是“永乐壬午举人，官沂州训导，升曹县教谕”，壬午是建文四年，又称“永乐壬午”，就算不是杜撰，起码也是书写不规范，应该不是精通史学者所编写。
洪武二十七年进士，查无此人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明史专家范金民看了《东山公墓志铭》后，认为墓志铭可能是附会野史。
据《云阳戴氏家乘》记载：戴瑞珊是“明洪武癸酉举人，甲戌进士”。
范金民在查询了《进士题名录》后，发现明洪武二十七年进士中并没有戴瑞珊这个人。基于这一点，墓志铭中所述之事就很可疑了。
范金民表示，家谱造假的现象其实自古有之，有的是为了攀附名人，诳称高贵，有的是杜撰虚假人名作为自己的祖先，不顾客观事实，盲目追求源远。“编着编着，就露出马脚来了，这种现象很普遍。”
建文帝出亡，民间传说太多
在中国历代帝王中，可能从来也没有哪个像建文帝那样在全国各地都有他的“陵”或“墓”，江苏、浙江、福建、云南、贵州、湖南、青海、四川等等，向来争讼不已，但谁也拿不出过硬的证据，基本上都是孤证。
1975年夏天，苏州一带大旱，西郊穹窿山一个小山包上，中间草木全部枯死，但四周草木依然郁郁葱葱，形成了一个方圆五六十米的怪圈。人们推测，山包下为人工挖空，断了地下水来源，所以上面的草木干枯而死，极有可能是座“皇坟”，而坟墓里埋葬着建文帝。
2004年，南京一位老先生让庆光向媒体爆料称，自己是建文帝十五世孙，《让氏家谱》中记载：建文皇帝假扮僧道逃出南京，改名让銮，云游各地，在湖南、湖北一带定居，死后就葬在武昌洪山。
事实上，自从明成祖“靖难”成功以来，就流传着建文帝在外逃亡的种种传说。明朝正统五年(1440)，有僧人从云南到广西，诈称是建文皇帝。思恩知府岑瑛上报于朝廷。经审问，此人是钧州人杨行祥，年已九十余岁，投入监狱，过了四个月死去。与其同谋僧人十二人均贬戍辽东。从此以后，滇、黔、巴、蜀间，相传有建文帝当僧人往来的行踪。
“建文帝还算是个仁慈的君主，传说如此之多，大概也是人们不希望他的结局那么悲惨，这是民间的朴素愿望。而其结局究竟如何，恐怕仍将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难以解开的谜团。”马渭源说。
《东山公墓志铭》摘录
士有大节，不愿于当时荣名，不垂于后世，泯然与草木同朽者，不知凡几……公姓戴氏，系出汉信都太傅德之后，宋隐君仲若之……生平忠义自许，喜读忠臣节士书传，每读必低徊流连，不忍诗卷，或与侪（chai）辈论古今成败人物臧否……京师破，帝逊国，出亡。公闻之即遣散家众，挈一妻二子变姓名，微服去官，拟于吴楚之交觅一栖遁所。至皖，侦知帝未死，匿姑苏史仲彬家，遂速行渡江赴吴。比至，帝已去，乃由吴越赴闽，历楚、蜀、黔、滇、两粤觅帝所在，虽穷乡僻壤无不遍及。殆三十年，始得见帝穹浪山中。时公已病，帝见公憔悴，甚怜之，慰劳交至，命之亟归。公痛哭流涕，拜谓：臣受大恩，未曾以一死报国者，徒以陛下尚在，故不惮万里相从，今既得见天颜，愿誓死相随。不忍言去，固辞不获命，乃大哭，拜帝而归。归未期月，遂以病卒于家……当国亡之日，公非不能以一死殉难，因三世单传，宗祧綦重，又子幼，恐覆巢之下不能保全，不得已出于逃遁之计，方趋吴之日，舟过丹阳，晤余于广文斋舍，遂以妻子托余，知余能不负所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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