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评论员刘志权
一个高校的发展,居然要仰仗快要退休的专家,这种情形自然不正常。病根正在现行的学术评审制度。
近日,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从“资深教授”岗位上退休,引发媒体关注。成为“新闻”,是因为“请辞”之难。此次“成功”抽身之前,章老已经辞职3次;而就院士和资深教授这一级别而言,抽身退休向来非易事,具体说来迄今总共才两人,上一次还得追溯到10年之前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秦伯益获“特批”退休。
耄耋之年,精力衰退,退而享天伦之乐,人之常情。出于对专家贡献的尊敬,善意挽留,亦无可厚非。但欲退不能,这就怪了。“难”“怪”之事,难怪媒体关注。而与资深教授或院士个人欲退不能的尴尬相呼应的是,国家打破“院士终身制”,酝酿院士退休、退出的制度,亦迟迟未能落地。二者所遭遇的阻力是一致的,那就是“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更难”。
院士或资深教授终身制,本意是想让学者无后顾之忧地进行科研。但客观地说,70至89岁的专家大多已经过了学术生涯的黄金期。给予学术荣誉的褒奖其实是应该的,但在国内,随之而来的却还有权和利。除了明里的待遇,仅仅是他们往往兼为学科及学术评议专家的身份,就意味着对任何一所高校的相关专业的、几乎是生杀予夺的大权,而“终身制”则使之不啻“金饭碗”。也就难怪这些年来大家对“院士”趋之若鹜,不断曝出学术造假、评审行贿、检举互掐等丑闻了。
人非圣贤,申请退休,等于自砸“金饭碗”,这得很强的自律自省才行。但困难还在于,“金饭碗”早已不只属于个人。正如80多岁的沈国舫院士想退休遭拒时校领导的理由,“学校还要靠沈国舫院士说话。”
一个高校的发展,居然要仰仗快要退休的专家,这种情形自然不正常。病根正在现行的学术评审制度。科研本应是自由独立的,但评审制度已经将其沦为机械僵化的数字游戏。一个高级专家的前期学术成果、项目、头衔等,意味着好看的表格,也就意味着巨额的拨款、高配的实验室,以及滚雪球式的各类奖项;同时,专家前述的评议大权,使之成为校方的王牌,必要的时候,凭这张王牌,校方即可参与到各类评审的博弈、瓜分、互惠的饕餮游戏之中。
在这样的风气中,我们当然要对章老的选择表示由衷的敬意,对将来打破院士终身制也保持期望。但是,如何改变现行的学术评审制度,如何遏止无孔不入的学术关系风,也许不会是一个能朝夕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