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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正在北京卫视播出的《红高粱》，收视和口碑均超出了预期。不过，躲不开跟小说、电影的比较，两相对照，剧版《红高粱》“问题”还真不少；另一个绕不开的是，郑晓龙的前作《甄嬛传》也是国产电视剧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宫斗”变“宅斗”，郑晓龙忍不住反问一句，“难道我们在土地上斗，就是土豆（斗）？”而编剧赵冬苓则坦言，这次对人物的塑造多少受到郑晓龙导演的《甄嬛传》影响，从“方正大气”转向“三观不正”，只为跟观众更亲近。
编剧赵冬苓：人物塑造受《甄嬛传》影响
《红高粱》在北京、东方卫视播出后引起激烈讨论。除了电影、电视剧版演员、风格上的比较，剧情上的改编也引发了一些争议。昨天，在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时，编剧赵冬苓给自己打了85分，“莫言先生非常放任我们去改编，我们是很大胆地踩在巨人的肩膀上往上爬。全剧60多万字一点水都没有，故事非常紧凑、饱满。”的确，不同于张艺谋电影版的写意风格，赵冬苓改编的最大特点就是加入了多条故事线和翔实情节，新增了九儿初恋情人张俊杰、单家大嫂淑贤、县长朱豪三等重要角色，整部戏人物多达58个，而且个个色彩饱满、个性飞扬。赵冬苓自解谜底，坦言这次对人物的塑造多少受到郑晓龙导演的《甄嬛传》影响，从“方正大气”转向“三观不正”，只为跟观众更亲近。
调整思路
创作中要把自己端的东西放下来
《母亲母亲》、《北方有佳人》、《叶落长安》……赵冬苓过往有着自己的一套女性角色系列，但《红高粱》中的九儿，却是她头一个跳脱了“三观正确”的叛逆角色，剧中甚至出现了九儿给土匪出主意敲诈自己的父亲及其忍无可忍不得不设计对嫂子反击等情节。赵冬苓向记者坦言，这种全新的创作思路或多或少受到郑晓龙导演的名作《甄嬛传》的影响，“《甄嬛传》里很多人物都是‘三观不正’，而我过去写的女性形象，一般别人评价都是方正大气。是《甄嬛传》的人物塑造，让我体会到观众可能更喜欢的是能力、审美和道德水准和我们更接近，或者只是稍微高一点的人物。如果太高了，观众只能膜拜，就不亲近了。我开始写《红高粱》以后，在创作风格上有了比较大的转变，把自己端的东西放下来了。”
关系扎实
熙攘的“烟火气”，是电视剧的创作方向
电影版《红高粱》场景大多荒凉，十三里坡和高粱地给人一种空旷感；而电视剧里，九儿生活的高密县有着熙熙攘攘的烟火气。关于这样的差异，赵冬苓强调“烟火气”对电视剧来说非常非常重要。
“电影的篇幅和艺术追求，可能追求那种意象就好，没必要表现出非常扎实的故事、非常复杂的社会关系，但是我们的电视剧肯定在这方面有要求。”赵冬苓认为，“电影艺术形式不要求你去仔细地编排故事，表现人物关系，它主要用意象表现精神，但对电视剧来说远远不够，我们要把人物放在一个很有烟火气的地方。”导演郑晓龙与赵冬苓的想法不谋而合，“电影偏陕西，我们这放在山东。陕西是蛮荒之地黄土高坡，山东是非常扎实、生机勃勃、各种复杂的社会元素交融的一个地方。”
为了让作品更有“人烟味”，电视剧一改电影版的思路，选择从九儿的女性视角出发，而新创朱豪三、大少奶奶、张俊杰这些角色，不仅丰满了那个年代的众生相，也起到了补充九儿的社会关系和人物性格的作用。赵冬苓举例说道：“为了和九儿的叛逆形成对照，就有了用传统美德塑造的大少奶奶。”
自我要求
就算观众不在意，也不能放过“不合理”
接手高人气作品的改编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更何况《红高粱》这种“诺奖”级别的作品。“改好了会说是莫言作品好，改不好会被骂，”赵冬苓曾为此担心，但最后还是接了这个本子。
重压之下，3个多月写了60万字的“快手”赵冬苓也曾卡壳。开拍之后，剧本还在不断修改。谈及与导演郑晓龙的合作，赵冬苓笑言郑导是一个特别特别较真的人，对情节的合理性十分严谨，让写作时天马行空的自己学到不少东西，“我原来第一集就是一开场打更的人发现地上滴血，抬头发现是前任县长被吊死了，然后就开始叫‘土匪来了’，满城鸡飞狗跳。我对这个开头很满意，但是郑导认为不合理，说刚打更就鸡飞狗跳不可能。我说观众不会在意的，但他说不合理。这一点上我也学到很多东西。”
导演郑晓龙：我确实找不到一个年轻时的姜文
昨天下午，针对《红高粱》沸沸扬扬的热播和热评，导演郑晓龙接受了北青报记者的采访。关于这次创作的成败是非，观众评价都免不了小说、电影、《甄嬛传》这些参照物。郑晓龙听多了开始“挠头”，“老这么比，其实是个误区”。他说自己在接下这个“烫手山芋”时，想的只是如何按照电视剧规律将其拍得好看、心动，而今天陷入比较“怪圈”始料未及，但他“不后悔”。
关于改编
电视剧是一点点地表现人物
北青报：电影里很多桥段是令人津津乐道的，拍成电视剧既不能照搬也不能绕开，您是如何解决这个“坎”的？
郑晓龙：我觉得《红高粱》基本上还是遵循原著的，特别是原著的精神，非常重要。颠轿和野合都是华彩段落，照搬也搬不来，必须有新办法。其实我们主要考虑的是电视剧方式——以人物关系为主。比如电影十几分钟来表现颠轿场面和氛围，而电视剧中这就不是最主要的，而是要借此表现九儿和余占鳌征服与被征服的人物关系，双方能对峙起来，就可以拍（成电视剧）；再比如野合，电影里把九儿夹起来放在高粱地就没有了，用高粱的高低起伏来交代。电视剧里我们也是展现征服与被征服，余占鳌强行，九儿拼死不从，余被踢不干了，九儿反而主动……这里面有她的叛逆和释放，所以这场戏不是简单的两个人“滚床单”，而是人物性格关系的表现。我觉得这才是电视剧，一点点地去表现人物，现实主义一些，否则你面对经典的小说、电影会不知道怎么办。
北青报：编剧赵冬苓提到九儿形象的塑造受到《甄嬛传》的影响，您怎么看改编后的九儿形象？
郑晓龙：关于改编的时候受《甄嬛传》的影响，这个我不知道。但是总体来讲，原来的电影或者是小说，是以余占鳌为主来叙述故事。但是现在改完以后，主线是在九儿身上，九儿比原来更丰富了。因为电视剧很长，要有更多人物命运来展现九儿，所以更细腻了。
北青报：您怎么看赵冬苓编剧的改编？有评论认为电视剧版的前半段九儿在单家的故事太像宅斗戏，把一部充满土地力量的作品改成了家长里短的宅斗戏，您怎么看？
郑晓龙：在家里发生矛盾就叫宅斗，在宫里发生矛盾就叫宫斗，在前朝就叫朝斗……戏总要有戏剧矛盾，有戏剧冲突，非要用一个简单的“斗”来概括，是不是太不应该了……我们要拍在土地上跟人斗，那叫土豆（斗）？我觉得这太可笑了。
关于演员
我确实找不到一个年轻时的姜文
北青报：针对朱亚文的表演，有观众认为“演”的痕迹很重，比如故意粗嗓门，面部表情丰富，而并非从骨子里表现出“匪气”。
郑晓龙：我对亚文的表演还是很肯定的。姜文骨子里也没匪气。姜文平时戴个眼镜，哪有匪气，他也是演出来的匪气。姜文不是土匪一样的人。其实在试戏的时候，我听别人跟我说亚文演戏有点温，结果在我面前反倒爆发力很强。在众多比较当中，我觉得他是最合适的。因为我确实找不到一个年轻时的姜文。
关于争议
拿电影和电视剧互相比是误区
北青报：前面播出的几集里，有的剧情不太恰当，比如九儿娘死了，她在看到县长惩罚曹的时候却笑了起来，再比如与花脖子合计设计她爹与张俊杰，让人感觉不合常理。当时是怎么考虑的，在对原作进行扩充剧情方面有没有一个标准？作为导演对这些剧情当时有没有异议？
郑晓龙：当然电视剧要拍很长，总是要有一些新的内容加进去，所以说完全照原来的那个去拍恐怕很难，观众也不会满足。我觉得大家都在拿电影和电视剧互相比，其实这是一个误区，电视剧是电视剧的创作方式，电影是电影的创作方式，假如我们这个戏拍成三十部电影，你想想光这么拍行吗？肯定也是不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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