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用文字擦亮过去 我有军队情结

    昨天，作家严歌苓新书《床畔》在北京大学首发。严歌苓以“我为什么写作”与刘震云展开对话，两位作家以彼此的军旅生涯为话题，畅谈当年写作的契机与往事，共同怀念那个不一样的年代，关于信仰、关于英雄、关于高贵。

    小说曾休克20年

   《床畔》的故事要从1976年的西南小城讲起。19岁的万红，护校刚毕业就来到川贵深山间的一个野战医院。她的使命是护理铁道兵张谷雨这位“活烈士”——他是个植物人。严歌苓说，这部小说是一名年轻的军队女护士和她护理的一个英雄铁道兵的爱情故事。

   “这部小说我20多年前就开始创作了，从第一次铺开稿纸，到最后完成，经过了三次颠覆性的重写。”严歌苓回忆说，开始写这部小说的时候，父亲还健在，并提过写作建议：一是以传统医学判断为植物人的张谷雨连长的视角，二是以护士万红的视角，两个视角都是第一人称。当时她写了厚厚一沓稿纸，却发现故事像个童话，缺少力量。

   多年后，这部书稿被多次翻出来。严歌苓说，读着读着，激情会再次燃烧起来，“我拖着小说手稿从美国到非洲，从非洲到亚洲，又从亚洲到欧洲。”而在台北居住的那三年中，严歌苓再次开始写作，还偶然与导演张艺谋聊天时谈起过这个小说，张艺谋与严歌苓的观点竟然一致：“不应该把植物人作为其中叙事视角之一，关键不在于他是不是正常地活着，而在于万红以信念去证实他活着。”虽说换了一种写法，但严歌苓依然觉得写得艰涩，还是放弃了。

   直到去年，严歌苓才把这部小说的所有手稿又翻了出来，各种稿纸堆了一桌子，推翻了之前全部的构思，重新写作了目前这部《床畔》。“因为朋友催我赶快交稿，对它的要求也没那么苛刻了，于是只好打发它上路了。”严歌苓称，书稿完成了，但距离跟父亲探讨它的雏形，已过了太久。

    写军队是一种怀旧

   严歌苓脱下军装多年，但她依然认为从军生涯对她影响至深。“我是有军队情结的，我在部队呆了13年，写军队对我来说是一种怀旧。”她说，军队生涯让她提纯出万红的故事，这对自己的青春也算是有一个交代。

   严歌苓回忆说，当兵的第三年，她曾随团去铁道兵的筑路工地巡回演出，那是她第一次知道世界上存在一支专门修铁道的部队。“舞台大幕一拉开，台下满坑满谷的光头，以及被日晒塑出的几乎一模一样的黝黑面孔，原来看似无人区的大山里，生活着那么多年轻的老铁。”上世纪80年代初，严歌苓调到北京铁道兵总部创作组，跟着施工连队多次下600多级的台阶，来到隧道的作业面上，她一次次见证年轻的老铁们在和平年代照样会牺牲和挂彩。

   严歌苓亲历的故事、场景，没有变成英雄事迹材料，她反感歌功颂德式的写作，但它们悄然沉淀了下来，并最终和一次偶然耳闻的事情有了碰撞。赴美留学期间，一个在野战医院当护士的女朋友告诉严歌苓，那家医院曾经医护过一些因公负伤的植物人士兵。“我打长途电话向她询问植物人的护理技术，她跟我讲到护士和植物人之间的微妙交流——那种近乎神交的感觉，听到这些，我心里亮了一下。”

   同样有从军经历的刘震云，和严歌苓找到了契合点。他回忆说，上世纪70年代，很多漂亮的女孩子都在部队，他甚至难忘太阳光射下来时，能看到她们胳膊上的绒毛，是那么的纤细和温柔。而她们说的话，在刘震云听来像是来自天堂的声音。女文工团员要走了，她们当然不知道一个叫刘震云的15岁少年，一直跟在她们后面，黯然神伤。

   刘震云坦言，他的这些有关女文工团员的美好记忆，并没有写成小说。但有些军队经历是写了的，“我原来写过一个小说《新兵连》，大家可以看看，可以和《床畔》结合着看。”刘震云一席话，惹笑了大家。

    重拾古典英雄主义

   严歌苓说，《床畔》并不是她采集来的一个故事，而是她在脱下军装20多年后一直想表达的一种军人精神，“军人精神的核心无疑是英雄主义。”

   在严歌苓看来，如今人们已经淡忘了古典的、经典的英雄定义：一种超乎寻常的美德，忠诚、勇敢、坚贞，抑或无私忘我。“我小说中的军队护士万红倾其半生坚守的，就是一个舍己救人的军人英雄。她坚信英雄活着，更坚信英雄价值观的不灭。”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价值观、英雄观。”严歌苓说，她前两天在另外一所大学演讲，讲到董存瑞与黄继光，台下的学生都笑了。大家觉得这种英雄主义似乎过时了。“其实我认为只要不是常人能够做到的，在危急时刻，在处于两难绝境中做出电光火石般的决定，就是英雄的品质。”她说，《辛德勒的名单》拿下奥斯卡最佳影片时，制片人曾说，辛德勒身上有一种不被人理解的善良，这种善良的力量是深厚的、蓬勃的，“我觉得辛德勒身上的这种情怀和品质就是我理解的英雄主义。”

   严歌苓重拾英雄主义的写作意图，引起了刘震云的共鸣：“她是一位擦亮过去的作家。”他认为，在华语文学圈里，严歌苓是个独特的作家，她专注于那些被遗忘的世界和人物，被遗忘的生活片段，被遗忘的精神，“她不断打捞被遗忘的碎片，这一点和很多作家非常不同。”

    只言片语

   中国的批评家有一个毛病，就是自以为是大众的代言人。中国的批评家还喜欢把许多作家归类。其实，如果分析的作品是个体，这才符合生活的真实、文学作品的真实。我就曾经被贴过标签，最开始的标签是新写实，《一地鸡毛》说是生活的原生态。当这个帽子送给我时，我就说这是多么的无知。

    ——刘震云

   我美国的写作老师说，什么都能写，就看怎么写。怎样写小说关乎小说家的造诣与境界，写什么则是他（她）的兴趣。我兴趣广泛，什么都感兴趣，每次回国，都感觉有很多不一样的新鲜事儿扑面而来，所以我的故事量、题材量比较广泛。

    ——严歌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