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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持公务护照的那些年，出访过不少地方，每次拿到签证都是无比急迫，好几次都是在飞机起飞前几小时才拿到。但最折磨人的，还是那次香港之行。
在香港回归整整10年前，那时正在外经贸部当差，应香港贸易发展局邀请，在1987年1月去参加每年一度的“香港时装节”。于是，公务护照通过最标准最典型的官方渠道“外经贸部交际司—外交部领事司—英国驻华使馆签证处开始传递。过了一些日子，按照约定，去东长安街外经贸部交际司问结果，一个姓李的小官员冷冷地答复说，继续等吧，护照尚未取回。信使天天去了又回，问询也是接连不断。那些前往天涯各国的人，手续办的晚，可现在人家都出访回来了，但这边的香港签证就是下不来。机票订订退退，后来都不好意思再问了。外事部门的人对此也说奇怪，尽管早听说在英国使馆里，香港签证难办，但这也太离谱了。最后在外经贸部交际司七进七出，回回都要对那些傲慢的小官吏们陪笑脸，哪怕您是去个远地方去个大地方出趟象模象样的洋差也行啊。当时，按照因公出国规定，去港澳地区出差与去其他国家是不平等的，所谓“置装费”和换汇额度都低一挡。这趟破差最终还是去了，等拿到签证，到香港的鹰君中心“隆重”参加了时装节——闭幕式。
护照小本本攒了不少，惟独这本从英国使馆出来的护照没有留，它代表那段灰色的日子，事业失意、情感压抑、经济困难、尊严无存，沮丧纠缠着人生最好的一段，梦魇一般，丢掉吧。虽然那天早晨飞香港，一路阳光灿烂，大地清晰，江山如画。
一般来讲，在媒体做事，出国签证自有外事人员帮办，自己不用操心。然而麻烦就麻烦在所在的那家报社比较特殊，上面有两个“正部级”单位领导，帮你的人太多：一本护照要先在这两地旅行，然后才可进入外交部领事司，活活的比其他政府媒体多获一倍“关心”，所耗时间更多。每当各新闻单位一起应邀出访，这里的记者总是最后一名获得签证！
是一个初夏的下午，在北京朝阳门外交部大楼的西门外，等待自己单位的信使，只有他才能进去取今天从各使馆取回的护照。这已经是最后的等待了，距前往悉尼的飞机起飞只差4小时。数日前，按正常方式，但没有等到，只有今日拖着行李箱，来到此地：拿到就去机场，拿不到就打道回府。站在日头下，信使脸色轻松地从楼内出来，手里拿着护照：接力赛一般，奔向机场。现在持公务护照，往往代表严格而俑长的办事过程，甚至令人难堪。若干年前则不然。那时大学生毕业争着去中央单位，选媒体要选全国性媒体。那些后来在外企做到高管的人，差不多都是先到的国有大机构。使用与这样价值取向相一致的公务护照实属体面，而用因私护照的不少是个体私企外企人员，与今天只要有财富就获得尊敬、没人在乎官场职场名号的情形不同。
这些年里的申请签证经历都是有惊无险:领略过一个团队出访，多人遭拒签而自己尚无消息心中没底；领略过向外国使馆官员或本国外交部干部求助；领略过坐在领事办公楼外的车里，打遍所有电话,毫无指望的等待,落叶冷雨……几乎年年都会应邀出访,除了IBM公司和CA公司的3次邀请,因自身原因未能成行外,迄今所有出访都顺利,没被“拒”过，没领过“黄条”，没经过“约见”，本本护照，页页流畅。只是个别事儿至今没搞明白。例如，一次申请加拿大签证，没通过官方渠道，只把公务护照交给邀请方，不知怎么也办成了。
对许多人来讲，光华路东西两侧那个扁三角——外交部领事司7处原来的两处签证收发处和美国使馆签证处，会被记住，就像人们记住安定门外东后巷28号——出国人员提货处、王府井大街210号——内部书店一样，一些城市地标，记录下上世纪改革开放前后的变迁。
从1966到1976，从1977到2007，在今天来看都已是一个远远的整数纪念周期了。时光过的速度因人到中年而加快，5年、10年、30年、50年直至100年，那些似乎仍清晰并去之不远往事，竟然迅速出现在多少多少周年的纪念日里。今天的世界，大额整数纪念日来的太快太容易了！对于这一代人，当他们看到年轻人将改革开放后唱起的内地和港台歌曲，竟称之为“经典老歌”，看男男女女面带深沉地在工人体育馆挥动荧光棒、围着那些歌手进行“怀旧之旅”，感到无比滑稽。也许这就是一代人的偏执和自负吧。这一代父辈曾在“115师”、“二野”、“四野”、“抗大”等红色序列中战斗的大院子弟，他们对于些近年来的事例如1988年之后授衔的将军们，比较55年授衔，总是顽固地轻视。特别是对军队文工团演员们，尤其是借现今“特招入伍”名义、想方设法要穿上漂亮军装的演艺圈浪人，看他们有的文职肩章上缀着将军级的枝叶饰物，难免不嗤之以鼻，感到将军职衔的贬值。尽管这些大小军衔代表的物质享受远超老一辈。其实，老人的怀旧与年轻人的怀旧味道都差不多，年轻人别瞧不上老人，老人也别蔑视年轻。套用那句老话：“人类一怀旧，上帝就发笑”。
在动荡的上世纪七十年代，在对外面的世界不能知不想知不敢知的时候，正是年少岁月，一些情境至今仍清晰。那时住在北京西郊车道沟，同住一个大院的孩子里，有一对兄妹姓廖，他们单单和当医生的母亲生活。后来知道，他们的父亲就是大名鼎鼎的廖和叔，是中国驻荷兰使馆的临时代办，后来在1969年2月被美国人策反叛逃，成为轰动世界的新闻。继这件事，这一年的3月，是中苏边境珍宝岛事件；4月是中国共产党“九大”召开，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被写入党章；9月中国进行了地下核试验和氢弹爆炸；10月是国庆20周年，国庆口号发布，林彪在天安门讲话。举国上下都是临战的气氛，这是多事的一年。廖和叔的事在当时或许还保密，但后来在七十年代中国著名的报纸《参考消息》的一篇文章里被提到，就广为人知了。廖家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那男孩乒乓球打的不错，他现在也是50岁以上了。那时正是1971年3月后，第31届世乒赛在日本名古屋结束不久，林惠卿、林美群、小和田敏子、长谷川信彦、河野满、大关行江、郑敏之、郑怀颖等名字被人们熟知，全国兴起乒乓热的年代，他拎着球拍，出没在位于车道沟的解放军第20研究院的“工”字型办公楼里，在那里的球台上打球较劲，还常常被警卫撵走。这孩子在读中学，一些着装是其父亲从国外带回来的，像一件湖蓝色的衬衣之类，曾引得一些人羡慕，但现在就不同了。在“文革”后期，据说廖和叔回到了中国，可能是在那边混不下去了吧。当时中国已经重返联合国，传说廖和叔曾找过中国代表团的人。他回国后的情形也可想而知了，尤其是在那样的政治环境中，党政处理完后，往往都是遣送回原籍之类。
异国的情景，只能从少数展览会的画页里寻找。在南斯拉夫的展览资料里，看到海滨穿比基尼泳衣的女人；在英国的一本厚厚的展会画册里，看到了漂亮的“协和”式飞机；在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带来的展览会现场，看到卡车的挡板是用玻璃钢造的；在父亲单位的图书室里，看到一本奥林匹克的比赛记录，知道当时1500米跑的世界纪录是3分3秒22，（因为自己在中学参加这项比赛，成绩不到5分钟，还有从北京到延安“象征性长跑”，对这个项目有些常识）父亲单位有一位翻译同住一楼，一次他从国外回来，汽车送他到家，他一身西装领带走进单元门洞，嗬，全楼人都凭窗而望呀，这是谁呀？无比新奇，像看电影上下来的人。
上一代人还可以通过苏联了解外国的样子，而文革中的少年又回归到原始的时候。身边的汽车似乎只是异国的昨天的影子，那有着小鹿车标的“伏尔加”、“胜利20”、“华沙”，还有“吉姆”、吉斯、“本茨”，对了，还有京工附中那辆朝鲜战场上下来的“道奇”10轮大卡车，学生们乘着它运送化工结晶体，还去颐和园参加游园活动。昨天，我们为无知单纯和世界之远而平静，今天却为延伸到脚下的异国的诱惑而疯狂。
二
签证这个话题包含着伤感，不仅仅因为自己，更是因为别人：一些人拿了签证要离开中国去外国了；你也在外国见到一些早已拿过签证的中国人。
从你还年轻的时候，相识的人就陆续出国。从他们告诉“我签下来了”开始，对这些人的感觉就变了。一张签证就是一张单程机票，而一叠签证则像是一群飞蝗，惹的注定不会走的你，心里有些乱。
签证意味着移动，移动了就有空白，更年轻的人填补了空白，然后又是签证……你在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旅行，你会看到他们，他们在各自家族历史中，开始新移民的族谱。如同两世纪前，如同民国的岁月，那些移民的路程；
有人与你从大学毕业起开始共事，从电视台的那间简陋的机房到室外众人打排球，让你觉得宝贵的校园时光还在继续，那段内心纷乱的日子。走了，去德国，再去美国；
有人要走了，去美国，送一本费孝通的《美国和美国人》，其实真可笑，那本活生生的大书还看不过来呢，谁看这陈旧的东西？再说，早就有了《光荣与梦想》；
有人从美国来信，“这里比想象的要好的多，一座小城，远处是牧场”；
如同1977年末恢复考大学时，“科学的春天”来临前的氛围一样，八十年代开始后的一些年里，在美元与人民币汇率为1：3.7的经济晴雨季节，出国的话题在年轻人群落里，制造着动荡和向往中的美丽，在诗歌所剩无几的好时光里，写下最后一首伤感却诱人的抒情诗。1977和1978级中的佼佼者，刚刚开始在别人眼里的锦绣前程，又踏上了未知的新旅程。他们从中央电视台离开，从光明日报离开，从外经贸部离开，从中央乐团离开，从多少别人求之不得的好地方离开。带着对刚刚过去的六十、七十年代“铁幕”下生活的记忆，在青春的正午时分上路，有人已到了黄昏。先行者深情瞩望，后来人遥想绵绵，理想主义的情绪充满“生于五十年代”的青年知识分子心头。有些像后来那些电影名字如“生于7月4日”、“父辈的旗帜”所表达的历史意境。整整走了一群人——他们更代表着几代人。那时，美国的州名和大学校名完全不像今天这样为人们所熟知，更不像今天这样，由留学中介的生产线制造着大批完全商业化的服务产品。当他们在怀念北大荒知青生活、怀念绿色军营岁月的信纸末尾，署上“休斯敦”、“渥太华”的地名时，把告别的日子送的又远了一程。那一幕幕在中法大学旧址机关办公室里、在沙滩“五四”红楼前，年轻人谈论出国的夏日情景；还有陪别人行前购物，向人赠送《人格的历程》这本书；在友谊医院里，切开西瓜，为即将去美国的年轻医生送行….一帧帧画面，都定格在皇城根下4年失落的日子里。那些人走了，把骚动兴奋的气氛也带走了。根本想象不出他们今天也会老的，远隔万里，时间感变弱了，只觉得自己老了。走的人虽然多，但居然都能记得走之前的情景：去上学的、借所谓学术访问不回来的、从驻外使馆商务参赞处悄悄跑掉的、夫妻移民出去的，尽管所有的理由都差不多，但几乎没有重样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走之前有些嘴硬的，说会回来的，告诉他们到那儿肯定变卦，迄今无一例外。为自己预言准确而泄气。选择理想的居留地，对当事人更多的是物质的追求，而对旁观者来讲，目送他人背影远去，心中为自己生出些许伤感。常听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合作节目，常有移民的故事，或一人远行，或夫妻双双，他们花时间提高语言能力，为工作难找而费心思，羡慕那里的各种福利与社会保障，为那里的灿烂景色而赞叹，在各种访谈节目里做轻松嘉宾，为成为新移民而庆幸自己的选择，为比自己祖国洁净、宽阔、优越的生活空间而暗中感慨，为在乡愁与前景感召间肯定选择后者的心态而重新认识自己的前半辈子。
其实，对拥有国际游历机会的羡慕，始于当报纸记者的日子：上世纪90年代初，在人民大会堂、在东交民巷全国记协新闻发布大厅、在中国大饭店、在人大政协“两会新闻中心”，正值参加记者招待会的旺季，常能遇到那些路透社、南华早报、NHK的驻华记者，或是遇到国内主流媒体临时返国的驻外记者们，对于当时绝大多数要搭乘公共汽车去工作的国内记者，这个游走于外交和新闻广阔舞台的特殊群体的工作形态，他们的汽车和电脑，他们在令年轻记者怯场的大场面上的外语提问，都让大多数国内媒体的记者感到新鲜，并意识到自己的局限。
北京北四环保福寺桥附近的新东方学校，夜色浓重，路边停满汽车。301房间密密地挤满了学生，空气污浊闷热但人们聚精会神毫不在意。晚班的学生在6点之前匆匆吃完饭，直到9点多才下课。有人带着梦想到这儿来，有人在这儿找到梦想。在大部分人平庸度日的时候，这些人过着另一种生活。墙上的挂图是新东方团队的面孔，俞敏洪这个“东方马车”的驭手在笑。这座仍然简陋的教学楼里，竟有着不尽魔力，这间能吸引人把青春时光搭进去的魔幻课堂，在吞吐着财富、知识与梦想！下课了，人们在路灯下散向四方，对面的楼群上，AMD的巨幅霓虹灯广告闪动，像是明天的召唤。不远的中关村长街，又是许多青春故事的舞台。
2006年2月的一天，天津外国语学院，一大群人沿着一条小路，排起长长的队伍。美国的“托福”考试将改变模式，今年是传统模式考试的最后一次了。你不身临其境，就不知道这个场面的宏大，不知道有多少人为此疯狂。北京的网上报名开始不久，名额就被一抢而空，他们只能赶到天津报名，不光北京人，来自南方、东北和其他地方的人，让这里成为一个天南地北的小世界。这是什么样的氛围呀：年轻人口音各异，穿着时下流行的衣服，到使馆申请签证也许离他们还远，他们的美国梦是从这座简陋的报名处开始的，排队和等待已提前到校园。他们的聊天你不听也躲不开，什么时候走、去哪国、投奔谁、那些无法设计的设计、无法梦想的梦想。青春的气息萦绕在四周，尽管你早知青春短暂，甚至蔑视正以青春为荣的人们，但你不能拒绝青春汇成集体产生的冲击波。那个北京交大的学生，那个从上海到北京、过着漂泊生活的学生，那个帮女生代交表格的男生，那个陪别人报名的天津女生，那个不愿接受电视台采访的上海学生，那些昨夜在此带被褥守侯的南方学生……有人在计算着什么时候队伍能排到自己，该赶几点的列车，有些刚刚相识的男女学生在留联系电话，然后在暮色降临前奔向火车站。这短暂的不其而遇，这为了明天的远行而形成的聚集，在新春树叶变绿之际，这是又一次出发，学工科学理科和学文科的人们，手里拿着用2B铅笔填涂的报名表和1185块报名费，走近窗口，今天走近是为了明天的远离。这一代人注定走的将更远、更早，年轻就是敢飞！
一张张签证引导着航机飞向目的地，许多相似和迥然不同的新移民故事也变成小说或电影，但绝大多数，还是以原始的模样，继续在异国他乡，早晚复写，偶尔添点新元素。每张签证都代表一场牌局的开始，那薄薄的签证贴纸就是第一张牌，输赢难料，牌不能停。在世界各地，都能遇到这些玩牌者：底特律的耿勇，来自四川，福特汽车公司雇员；悉尼的陈阳天，来自香港，旅行社导游；东京的郜旭平，来自北京，旅行社导游；京都的李明媚，来自陕西，在大学当助教；明尼阿波利斯的张勇娣，来自南京，美国西北航空公司职员；同城的苏野，来自河南，明尼苏达州农业厅官员；温哥华的程乃立，来自上海，卑诗省贸易局经理；西雅图的陈力，来自天津，波音公司职员；温哥华的钟小姐，来自北京，当地中山公园的解说员、旧金山的王云晓，来自北京，自己办了家小公司……在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在明尼苏达大学、在悉尼大学、在旧金山、在温哥华、在汉城，你常会遇到一些大陆中国人，他们曾是国内的知名人士：奥运冠军们、电影演员们、音乐家们，他们在知识界艺术界体育界的成就曾见诸报端荧屏，还有人是名门之后。当然，更多的还是普通人，他们曾作为外地人羡慕北京，现在却令北京人羡慕。尽管许多人还在唐人街漂泊，但毕竟敢于去赌。没人注意他们是何时从国内消失的，今天不期而遇在一次酒会、一间餐厅、一所校园、一座机舱。他们驾车行驶在卡尔加里的雪原上，身后是位于中产阶级住宅区的楼房；他们沿着阿尔卑斯山下的公路，前往慕尼黑的俱乐部打球；他们讲着英语，送几个孩子去惠灵顿的学校；他们在明尼阿波利斯的家里，面对中国电视台的镜头，叙述昔日的成就，并把这成就在异国获得的赞许、优越的生活，展现给祖国的人们。曾羡慕他们的选择，羡慕他们融青春梦想机遇风景浪漫于一体的异国漂泊岁月。与他们相逢时，才知道他们带走了许多与共和国大人物小人物动荡年月寻常事件有关的记忆。看到他们身后洁净的天空、空旷的土地，看他们身边成群的孩子，看他们正为祖国的亲朋，在异国的海岸找到最初的泊靠地，为家族的繁衍衔枝搭巢，看到他们当时的焦虑、期待、勇气和梦想正得到回报，你能不被触动吗？在他们那些签证图案里，隐藏着浪迹天涯的基因，迁徙正在改变他们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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