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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2月21日，这是美国总统尼克松到达北京的日子，怀着“不卑不亢”这种官方对公民告知的对美国人的态度，北京1972级初中生们在这一天开学了。这一拨孩子，几乎全部是到了80年代后才有了人生的第一张彩照，中学全是黑白片。
北京西郊的这所中学里，在校园东西两座校门之间，有三排东西走向的二层灰色教学楼，每座楼有两个门洞；有一片平房，是教师办公室；有一个集会的广场，这是学校的中心地带；有一个大操场和校办工厂，还有一个露天游泳池。学校西边紧邻一个解放军大院的礼堂，东面一条路通向北京无线电厂的西墙，北面一条路通向京密引水渠和农田，学校的南墙外是几家农户和菜地。学校除了绝大多数汉族学生外，还有不算少的维族、回族、朝鲜族等少数民族学生，甚至还有一对中国俄罗斯混血的姐妹，这让人想起中苏友好的50年代。与简陋破旧的校园设施和后来发现的个别令人憎恶的学校官员的嘴脸相对比，这一群阳光下的男孩女孩，那一个图书馆，才是这里最难忘的风景。
新入学的初一学生组成十多个班级，经过后来的兼并，数量有所减少，各个班的人员，随着有的学生转进转出，还有被解散班级调配来的学生以及个别留级生的增补，到高中时差不多稳定下来。从初一到高二，从楼房到平房,先后轮换过三处教室,所有的座椅都是坐东朝西。每个班看似相同的舞台场景，但都上演着不同的故事。
校园最北边那座教学楼的东门一层，有一个班级，最后一排坐着一个男生，穿着时尚的“一身蓝”，宛如其他穿“白底懒汉鞋”和高帮“回力鞋”的学生一样帅气，言语里显得见识挺广。他从书包里拿出一支精致的圆珠笔，告诉别人这是日本制造的，写出来的是竟是黑颜色，笔划清晰圆润,像印刷出来的一样。那时，许多人用的都是国产竹杆蓝色圆珠笔，质量不太好，容易漏油，写出一篇字来，往往是一片疙瘩，满手满纸显得脏兮兮的。当时是个商品短缺的年代，短缺意识流露在孩子们言谈话语中。于是，有人傻乎乎地问这位同学：“那这日本笔的笔芯用完了怎么办？”这位同学自豪地抬起头说：“那就再从国外带呗！”这时，围观的众人都闭上了嘴。
班主任老师曾多次向班里介绍过这位同学的家境：他的母亲是一位日语翻译，当1972年7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来中国访问，中日关系升温，报纸上报道不断，在毛泽东、周恩来与日本客人见面的人民日报头版消息里，这位同学母亲的名字，与另一位知名女士林丽愠一起，赫然印在上面。后来听说，这位女士曾任中国驻日使馆参赞和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她是1953年北京大学东语系毕业的才女。曾长期担任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的日语翻译。参加了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见证了中日两国建交的全过程。班主任老师对这位同学总显得小心呵护，每每对别人提及时，也似乎流露出自豪。后来,他在高中之前转学走了。
各班的学生，常常会议论各位班主任和任课老师的不同，包括一班的王老师，二班的叶老师，印尼归侨赖老师，六班的张老师，教数学的陈老师，教体育课的苏老师、吴老师，团委的于老师等。这个年级的学生，具有一些只有那个年代才有的特殊经历，比如，由现役解放军军官作为正式老师来上课。初二时曾有这样一位军官上政治课，讲一个名词叫“范畴”，他说：比如我来自炮兵，我们都属于人民解放军的范畴。
还有一个班级，同学们正按照老师指定的座位坐好，面对着西墙上的黑板开始上课。对于中学生而言，调座位是一个重要节目，尤其对于处在青春期的男生，他们有人希望，能和班里漂亮的女生同桌，还有人希望，能和要好的朋友同桌，还有人希望，能坐在靠窗的位置。现在，位子调整完了，看看吧，那个家住“466”的高个子漂亮女生坐在哪儿了？（她在升高中时转学走了），那个家住北外英俊的英语课代表男生，他又坐在哪儿？那个爱唱歌的军医的女儿坐哪了？那个喜欢画画、家住民族学院的男孩又坐哪了？那个家住蓝靛厂、用优美的结束手势指挥全班合唱的女孩坐在哪儿？那个家住三虎桥、为全班列队喊口令的男生又坐在哪儿了？那个在第一节音乐课上认识“东风吹，战鼓擂”歌曲五线谱、会吹口琴的男生，那个在节日里头戴白帽子、浓眉大眼的回族男孩，那个有点像“假小子”般的开朗的女生，那个家长在北大当老师的男生，那个眼睛总是睁的亮亮的女生，那个善于玩双杠的男生，那个说话声音弱弱的其实挺健康的女生，那个会制作弹射飞机模型给人印象胜过后来他当优秀学生的男生……此刻,他们都坐好了，开始上一堂5年的长课。
当时，在一个班级里，除了学生的名字，“家住在哪儿”，是每个人最初相互识别的一张重要名片。
从学校正门进去右转，是集会的广场和讲台，这里轮番上演着文艺节目和政治运动发言。清晨，家住总政文工团的几个学生，正从学校游泳池旁的西北门进入，穿过操场上正在进行“从北京到延安象征性长跑”的人群，拽着大提琴、黑管等乐器，潇洒行进在校园。学校的文艺积极分子里，有一个姓胡的男生，他的父亲在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担任朗诵者；还有一位姓马的女生，她表演的舞蹈很有美感，据说后来她去了部队文工团。学校合唱队排练的“长征组歌”曾外出表演——最难忘 “过雪山草地”的曲子；有一个姓陈的男生家住外语学院，他在台上讲述“雷锋的故事”时沉稳老练，后来他却因“品德败坏”被批判；学校71级有一对一胖一瘦的男生组合，已叫不上名字，他们的相声表演是学校的名牌节目，“我是一只小山鹰”是一段相声的最后一句。可惜在毕业时，其中一人为另一人冒名征兵体检败露，最后一次见他们是在学校，灰溜溜低头走过。这个讲台是学校的中心，表彰会、批判会、动员会、传达会是传统节目，甚至还上演过比较极端的另类批判会：批判一位与自己的男学生关系不正常的李姓女教师，当时她被罚站在讲台上，一身灰衣，面带怨恨。
从1972年的初中生变成1975年的高中生，3年的时间过得很快，然后的两年高中，日子惶惶地过的更快。1975年后，世界上的大事件和无数小事情,都在相同的时间段里齐头并进：毛泽东接见美国福特总统、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开始全面整顿、北越的T-54坦克隆隆攻入西贡，美国人爬上直升机逃跑，越南战争宣告结束、蒋介石和佛朗哥两个独裁者病死了、在押国民党战犯全部特赦释放了、电影《金光大道》和《决裂》拍完了……外面的大事件，有时也会波及到学校，也与其中一个班的学生有关。
高一时，在“批林批孔”批《水浒传》宋江受皇帝招安的日子，作为外交部子弟多才多艺的那位同学，在学校游泳池里，（没水），面对着各班同学参加的集会，生动地演讲，绘声绘色讲故事，如同单口相声；在广场上，学校革委会开会，批判手抄本“黄色毒草”《曼娜回忆录》，散会后，家住空军学院的同学，悄悄告诉另外几个同学，现在插队知青里流传一首歌，叫“从北京到延安”，他还哼唱了几句：“从北京到延安，路途多么遥远.....”；家住外语学院的同学到家住车道沟10号院的同学家里，从收音机短波收听“美国之音”、“和平与进步”电台和朝鲜中央广播电台的汉语节目；在伟大领袖去世后的那些天，班里的同学要到学校值夜班，晚上睡在平房教室的课桌上。家住空军学院的同学说：“当年，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发生了多少事”！每当“学习与批判”杂志送到班里，互相传阅总要引起些话题。而在户外露天，学校宣传主题的美术画展览营造出节日气氛，围观者们用脚给各班绘画者投票，家住“民院”的同学的作品前，往往聚集的人最多,给这个班带来莫大荣誉感，就像班里另两个同学参加学校足球队和排球队时一样。他们曾多么羡慕二班有杨超英，他是1500米赛跑的明星。在初中时，这个班家住车道沟的两个同学，还在少年时，就经历了朋友间的生离死别：他们的一位姓陆的小伙伴，从高楼坠下不幸身亡，两个人请假为同伴送行，目睹了痛苦的场面。
1975年,在北京，在首都体育馆内举行“反击右倾翻案风”万人大合唱,李德伦、姚学言和姚关荣三位指挥站在场地里，分别指挥各个方阵，彼此较着劲,都显得干劲十足。戴着红肚兜扮演农村社员的都是中学生，来自京工附中等学校。全场齐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呀就是好呀就是好……”散场时，这些学生社员们以首都体育馆为背景，留下独一无二的影像。
1975年5月，在北京昌平县康陵园农村的一个院子里，植树劳动归来的京工附中高一年级的一群中学生们，手捧餐具排队分配午饭。阳光下，有一位女生用饭盒刚盛完饭，却不小心失手，连菜带饭全扣到泥土地上。按照学校植树造林指挥部的规定，饭是一人一份儿定量的，不知后来这位同学的那顿饭到底吃上没有。那一刻，她愣在那里，吸引了旁观者的目光，她美丽的脸当时真的很难看,眼睛里满是无助——心情是可以扭曲容貌的。据说，这个女生在她的班里，似乎并不愉快,她在入团、评先进、当干部等当时公认的“好事”上，总落在别人后面。她学习不错，家庭背景很好，一直在“努力靠拢组织，积极要求进步”，而且，她长得相当漂亮，有一种江南水乡人的气质——或许这是一把双刃剑？估计这位女生当时并未想到“人生机缘”这四个字：假如你周围的人群改一改排列组合，假如当时有些人换一换心态，假如你有足够的判断和毅力、把握住某些不按常规出牌的机会，假如岁月可以重来，假如有另一个“同桌的你”，假如人可以晚出生30年…… 当然，没有假如。
1976年的岁末，一群高二中学生在京郊农村的夜晚，唱起怀念毛泽东的歌曲：“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太阳……”“十月里响起一声惊雷……”那位外交部子弟的同学，用朝鲜歌剧“血海”的谱子填写了歌词:“我们大家来到草场，时刻想回家，今天就要回到家去，心里真高兴。”那段日子是北京中学生的节日，西郊的各大专院校、党政军机关大院，在礼堂和操场大量放映被封存多年的“文革”前老电影。同学间传递着消息，夜色里骑车来回穿梭赶场。“真是想不到中国有这样多好看的电影啊！”一天的日记这样写。还有一天，被住在车道沟10号院一位要好的同学叫到他家里，听全套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胶木唱片，那台唱片机自己不带喇叭，要连在收音机上听。
当时，同学之间会说到各自在外地的见闻。虽然后来有的人，几乎一辈子都没有远离小学和中学的位置，但他们少年时，也向往过远方。在这个班里，听几个父母出自“十一院”、“二十院”、“210所”、南口和槐树岭驻军单位的同学说到河北蔚县的“五七干校”，大家觉得好远；听转学来的外交部的孩子，说到江西上高县的干校生活，大家觉得更远；听住在空军学院的同学讲到在黑龙江和贵州的经历，大家觉得已是远在天边。有两个男同学回上海和浙江老家探亲，他们带回来的话题，与他们带回来的优质的上海文具和球鞋一样，很受欢迎。
1977年初，在京工附中1976届五年级，一个曾经的“先进集体”到站停车。几十个已是成年人的学生，结束了那段从冬季开始、曾被“海鸥203”一二零相机和“华山”一三五相机黑白胶片记录的旅程。他们都带走了什么呢？
也许有的人，带走了对同年级二班和六班的羡慕——那里的女生漂亮、男生多才多艺，文化气氛浓厚，又不太热衷于搞“运动”、树立“先进典型”和批斗“落后分子”。这两个班有着某种与漂亮的女数学老师陈路个人风格相似的班风，特别是曾当了好几年邻居的六班。这两个班的不少学生都来自外语学院、民族学院、总政宣传队、军乐团、中直机关和空军466医院、西郊机场、中央团校等单位的知识分子家庭，有人还起着好听的名字，如“易志伟”、“朱帆”、“林子建”、杨超英、“李宏”、“熊心”、“甘源宏”、“张小林”、“杜燕歌”、“李力游”等；
也许有的人，带走了作为这个班级一员的不舍心情，还有对于两次暑假在北京延庆县白河堡公社山村劳动时光的深刻记忆。尤其是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之夜，离震中最近的这十几个北京中学生们，他们睡觉的房子，与河北省界只有一山之隔——生在爆发惊天大事的年代，让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小事情，从此不平凡。还有，对于这个班的几十个学生，除了乘着校办工厂那辆老掉牙的美式“道奇”大卡车出去劳动,还有学农、拉练、“十一”到颐和园参加游艺项目表演，再就是去了一次妙峰山外，美好的青少年所能依托的地理坐标，实在少的可怜,延庆的那片山野，甚至成为同学们老年时怀旧的最远边疆。这次旅行中，有一天同学们和学校团委于老师一起，到延庆白河堡水库参观，听到水库建设所用的费用，一个同学说：市区建一座大饭店的费用，可以建多少座水库呀！于老师说：无法相比，那些都是奢侈品啊！还有两个同学，从山村的住处出发，翻越山岭密林，来到一座古长城的烽火台前，从山顶远望，脚下平原辽阔，已经是河北省了。
那是个如地球引力般谁都不能逃离的大时代，少年时的全部记忆，都淋着七十年代的阳光和冷雨：在大兴县北京工业学院“五七”干校插秧和开手扶拖拉机，在昌平县十三陵公社卧虎山上挖鱼鳞坑植树，在1976年年1月的深夜去天安门广场纪念周恩来，在北京无线电厂为“牡丹”牌收音机绕漆包线制作变压器，在学校操场旁校办工厂化工车间打捞结晶体，在北大参观大批判展览，在冬天里去海淀长征食堂参加义务劳动……作为集体旅行，延庆山村两段艰苦日子的价值，超过今天中学生们所有隆重的国际交流和海外观光。直到许多年后，重逢的同学们还嚷嚷着要故地重游。当时有一天的日记是：“在北茨村，晚饭后,所有人都挤在炕上,参加生产队对插队知青错误思想的批判会。围着一个来自城里中学、腿有残疾名叫叶小林的知青在争论,（后来，这个家住总政群工部的知青返城进入中央电视台，他到广播学院培训时，恰巧在作者的班级听课，相遇在三楼大教室里）一个队干部模样的男人突然咆哮,严厉斥责，着实让学生们吓了一跳。‘一个村都这样，中央的斗争该会多么激烈啊。’散会后，一个见过点世面的学生干部低声说。夜里，星光满天,睡在土炕上的同学白天在山上捡野杏太累了，只在梦里听见大地轰鸣。轮到作者清晨担着水桶，到山谷里挑水做饭，但水井里一片浑黄。早晨，生产队的喇叭开始播送新闻，才知道是唐山地震。”
有人可能还记得一个情节：在这次山区劳动开始时，当同学们沿着山路进山，到了一处叉路口时，一位主要班干部点名分配人员，有趣的是，他似乎是有意把漂亮女生安排在了他自己落户的南茨村，让留在北茨村的同学有些不平衡。
也许还有人，带走了对“文革”时校园日子的怀念:袖标与奖状,职务与荣誉,竞争与机会，誓言与泪水。
总之，在国家大变革来临的前夜，这个班每个人都收到一张未来列车的车票,但目的地完全不同。
1977年，在冬去春来之际，因为有不少同学参军离去而变得人员不整的班级，在距离厕所不远的一间砖房教室里，举行了最后一次聚会。大家沉默寡言，但家里收音机里播放的内容却多了起来，尤其是音乐节目的变化。一天，聚集在了北京西郊机场一条闲置的跑道上，一群当时被称作“待业青年”的人，开始了为“表现好”而早日得到工作的劳动。上午的阳光下，从一架“超外差”半导体收音机里，传出“大海航行靠舵手”的熟悉旋律,这是来访的一个英国交响乐团在演奏。这种以小号为主的特殊配器方式发出的声音，让听惯了“文化革命”时中央乐团、总政军乐团演奏风格的人们，感到焕然一新。这时正值一个诸多大事纷至沓来的难忘时刻：改变无数中国人命运的全国高考将在数月后恢复；1976届的高中毕业生们，一部分人在大家的羡慕中进入军营，并从此赢得了“战友”这个光荣称谓。这一刻，班里的同学也分成了军地两类，凡是当过兵的人，往往习惯于将所有不穿军装的人都称作“地方上的”，就如同中央国家机关把其他的政府部门等称作“地方单位”一样；一部分人在最后一缕“文革”的余辉里，作为末代插队知青，前往郊区农村，虽然这时与“理想之歌”红遍全国的日子已不能相比；一部分人就是此时聚在机场跑道边收音机旁的这群收听者，他们属于另一个特殊群体：这些人没能当上兵，又按照政策可免于插队，于是被集中在街道办事处等待分配工作。那真是一段阴暗屈辱的日子：挤在紫竹院街道办事处简陋的屋子里，像战俘营里俘虏般地被呼来唤去、被召集到郊区农村日夜干那些苦累的农活、被那些可怜的珍贵的就业“小道消息”弄的神经紧张、在不被瞧得起的城市最底层政府机构里，收敛着自尊。学生时代曾让人兴奋的农村劳动、散发着清新气味的乡间清晨，都变了滋味，笼罩着灰暗煤烟的气氛。
今天，当年围拢着那台收音机听音乐的这群人，绝不会忘记自己曾经历了怎样一场“胜利大逃亡”。他们回头看着自己从少年走过来的足迹：迎着1972年2月年初那场雪，听着“战地新歌”的歌声走进校门。从拿到第一册英语课本、念出“外国语是人生斗争的一种武器”开始，进入那段越走越没有回头路的单行线。
在1977年岁末，俄国十月革命纪念日的歌声在广播中回响，阴暗的日子乌云正散开，许多人迎来了靠自己而不是靠别人,更不是靠父母决定命运的机会——在京西远大中学的考场，有一个骑自行车来的考生，他高中毕业后第一次走进教室，迎接一场战斗！所有的考题尤其是数学，答的都很顺利，做出一道许多人没能做出的导数题，写完了作文“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结束了两天考试的那一刻，他推着自行车向东，感到完成史诗般的襟怀辽阔。一辆挂着军车牌照的黑色“大红旗”轿车,正从身旁向西奔驰，带着所剩不多的荣耀远去，宛如岁月变迁的缩影。
与这个考生一样，这一群曾在西郊机场跑道边听音乐的1976届待分配毕业生们,也已在自己的航线纷纷起飞。现在念起这些人的名字，一个个生动的面容闪过：危杰、欧阳铮、王东朝、赵刚、邓健、任小棣……正是和他们在一起，熬过了1977年无奈失望的夏天：像弃儿一样的这十几个人，在京北农村苏家坨夜晚闷热的场院旁，驱赶着蚊虫，汗水湿透背心，唱起了“夜沉沉，海茫茫，战舰奔驰在领海线上，炮塔旁，静悄悄，甲板上，无声响……”唱起了“迎着朝阳，放声歌唱，我驾驶着巨轮走遍那五洲三大洋，国际歌在胸中回响，让革命的友谊传遍四方。我们来到远方的海港，亲密的朋友欢聚一堂……”还唱起了“莽莽昆仑冰雪消融，滔滔江河流向海洋，我们伟大的祖国，雄伟壮丽的河山，到处都照耀着党的阳光……”“当北国的钢花映红了飞雪，江南的田野正是春色妖娆……”
假如今天这个班曾拥有参军、插队和待分配三种阅历的同学聚在一起，他们会认为当年的哪些歌曲印象最深呢？或是“我爱这蓝色的海洋” ？或是“北京颂歌”？其实，他们用自己的三重经历叠加在一起，真实塑造的中学纪念碑，何尝不是一首凝固了的乐曲，伴着各位迎着夕阳，山高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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