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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时，随父母在两座军营生活过，一座在东北科尔沁草原，一座在北京。
一
最近一次到长春，雨中，汽车行驶在汽车城厂区的大道上，一排排住宅楼，一片片厂房，从当年的苏联建设模式，到后来的德国工厂风格，从“一汽”到“一汽大众”，从“解放”、“红旗”到“捷达”、“奥迪”，不长的车程里，车窗两侧打开着中国汽车发展编年史的实体展台，甚至连空气里，也飘着“东北老工业基地”这些字该有的某种味道。
同一辆车上大多数人下车的地方，是当晚“一汽大众有限公司成立25周年感恩之夜”的会场，但只有一个人，他的感觉如同启动了自动驾驶，仍在雨夜里继续行驶，沿着一条属于一个昨日少年的道路，向着这座城市的西北方。
距离长春几小时车程的科尔沁草原，有一座人民解放军的试验基地，曾随父母在那里度过了12年的少年时光。关于这座曾经的番号是“8309部队”的试验基地，在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地火天光——中国常规兵器试验纪实》一书里，已经做了详尽介绍，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为它的题词也早已公开发表。
不看成人的视角，只说少年的记忆，总会想到的是基地的军车：那一排排军车车库，一辆辆“解放”牌卡车，一辆辆带挎斗的“长江”、“东海”摩托车，一块块与当时沈阳军区车牌相同的“丁1”字样的军车车牌，还有那些排气管发出的轰鸣，洗车水管喷出的水花，掀开的机舱盖，士兵在车头转动摇把发动汽车的身形，所有与车有关的场景，在孩子们眼里是个万花筒，车库就是游乐场。
与野战军部队不同，试验基地的许多军车，都有专门用途，型号和功能都是特别设计的，用于通讯、防化、测试、消防、牵引、指挥、侦测、运输等方面，还有更多的专业技术功能，是小孩子不可能懂或者不关心的。他们只关心，一辆车的外观够不够威武、有多少个轮子，关心与哪个军车司机熟悉之后，是否有机会爬上车厢兜风，甚至是能坐进驾驶室里，摸一摸沉重的方向盘，再跟着执行任务的驾驶员往返去一趟附近的小城。按照孩子们从抗美援朝题材电影里得到的美军装备知识，美式十轮大卡车与卡宾枪、“佩刀式”战斗机一样闻名，于是，车轮越多车越棒，这成为孩子心中好卡车的标准。他们见过四轮卡车、六轮卡车、十轮卡车、履带式牵引车等等，从两吨半的“嘎斯”汽车，到各种款式的“解放”卡车，还有基地创建初期，所使用的从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缴获的汽车。随着孩子们小学年级提高，他们发现在停车场上，军用车辆里的老旧车型越来越少，包括那种靠挂在风挡玻璃前的红色塑料箭头当转向灯的老式卡车，那些苏联的“嘎斯69”，那些美式吉普车，都不知从什么时候逐渐消失了，换成了清一色的“解放”牌。
这里距离“解放”牌卡车的制造工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很近，也就成为新车的大批量使用单位之一，这里的孩子们总能最先看到最新款的汽车、驾驶舱鲜亮的油漆、车厢挡板精致打磨过的木材，体验新车特有的气味。但凡有新车到来，孩子们总会围过去观赏，先数轱辘的数量，再爬上驾驶室向里窥视。军营里也有些轿车和“北京”吉普，但小孩子只关心个头最大的卡车，这个大玩具可以爬上爬下，还有机会乘坐行驶。更重要的是，他们以军车作道具，想象着电影里战斗的场面，满足自己对于军人生活的好奇，也弥补着试验基地缺乏战斗部队色彩的遗憾。有些孩子自出生就在基地里，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确实不知道。他们常常用电影里红军、八路军、解放军战斗的场景，来与试验基地的军人相比，他们曾经很不理解，自己家里作为解放军的父亲，为什么没有军事演习，没有战场冲锋；为什么不练拼刺刀，不排成方阵出操，不系着武装带全副武装，不去野营急行军；为什么大人们的职务不像电影里叫团长、师长、军长，却叫作处长、部长和司令员，还有翻译、工程师、技术员等称呼；为什么家长们所工作的单位名称，除了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警卫连、汽车营、医院这些通用名称外，其它的都有些奇怪，如弹道处、弹勤连、电测队、光测连、弹药站、火炮光学所、火炮试射连等，听大人在电话里会说到“靶弹测量”、“弹箭飞行姿态精测”这些难懂的词。孩子们中间，有些年纪大的，认为自己家大人的工作就是两个字：打靶——用枪炮导弹天天打个不停，他们眼里的试验基地，就是个大靶场。还有些孩子晚熟，他们是后来再长大一些，才知道什么叫作“常规兵器试验”，知道了“基地”这个词的含义，才对一部名叫“基地的孩子”的外国电影有了印象，只是因为这个片名。
许多年后时代变迁，来自全国各个试验基地的一群老干部们，进入了北京的干休所。他们初次见面，互相介绍：“我从20基地来”，“我从27基地来”，“我从31基地来”……这些曾经很神秘的试验基地，担负着国家和军队发展航天事业和武器试验等重大使命，每当有飞船卫星发射，火箭导弹试验，常规兵器测试，这些试验基地的名字，常会以“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西安卫星测控中心”的称谓，出现在央视“新闻联播”节目和新华社通稿里。家里有一张照片,是父亲和几位老同志参观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时，与航天员费俊龙、聂海胜的合影，将地上的常规兵器与太空的航天飞船联系在一起的，是“试验基地”的共同属性。当年的那些孩子后来终于明白，试验基地的“高大上”形象，也许并不比野战军差。
除了通用型号的车辆之外，试验基地的不少特殊车型，在军营之外，在“新闻简报”纪录片的镜头里，都难以看到。这座试验基地是一座封闭的特殊城市，所有要进行试验的武器，除了通过专用铁轨运输外，许多都要经过生活区运往试验场，有火箭炮、火炮、坦克、各种弹药，还有各种枪械，在营区玩耍的小孩眼里，见得多了就都不觉得新鲜了。用这里的人专用的词汇大致划分，生活区叫“岗下”，试验区叫“岗上”，人们生活工作的所有要素一应俱全。在这个距离蒙古国和松嫩平原不远的地方，有着独特的地理地貌，“岗上”是大草原，“岗下”是大平原，两者衔接处就是这漫长的“岗”，像山却不是山，如同一个巨大的山形台阶。
在“解放”牌卡车之外，这座试验基地还有一队进口的墨绿色卡车，个头比解放牌小了一圈，但做工看上去就很精致，车厢围挡是金属的，是什么牌子记不得了，似乎是意大利的产品。那是“巴统”对中国禁运的年代，纯进口的卡车只见过这一次。这些新车刚到营区，暂时停靠在住宅区的路边，吸引来围观的孩子，只是车上还有灭火器这个细节，就让小孩们感到很新鲜。
乘坐摩托车的机会肯定比卡车少，有个一起玩的孩子，他的父亲所在的处室，配备有几辆三轮挎斗摩托通讯车，有时正巧在路上相遇，开摩托车的战士就会停下车，招呼这孩子坐上车去玩，油门一加远去，剩下一群孩子在后面眼馋。
当1969年3月，中国和苏联在珍宝岛发生军事冲突后，试验基地里的军人们组织示威游行，抗议“新沙皇”的罪行，人们呼喊着“打倒社会帝国主义”、“打倒苏修”的口号，一长列军车牵引着各种加农炮、榴弹炮、高射炮等，与T-54坦克组成长队，隆隆驶过营区的混凝土道路，声威浩大。在当时那个年代，这里距离中苏边境和中蒙边境都不远，这里就是前线，营区里挖出了许多条战壕，地下工程开始大举进行，汽车晚上行驶都开着防空袭灯，漆黑的夜里空中光影闪动，学校的老师教育学生要警惕空投特务。在山岗上，高射炮群排列，载着武装士兵的军车向着草原深处开去，从基地南大门，沿着基地的中轴线，从毛泽东的塑像到“跨岗楼”，一直向北进入草原，从“零公里”到“13公里”，驶过一座座耸入天空的瞭望塔，再到更远处，地平线尽头就是阿尔山了。在他们的身后的一角，是一片还残留着水泥地基的空地，记载着另一段历史：这里是当年日本侵略军占领中国东三省期间，修建的飞机场和机库，基地创建之初，还曾利用过那些能用的房子，现在，这里已经拆的只剩下水泥地基和钢筋。在上世纪50年代中苏友好时期，苏联专家参加了试验基地的建设，至今在基地的幼儿园淡黄色墙上，仍留着画家毕加索作品“和平鸽”造型的浮雕，在苏联专家曾居住过的楼前，还留着一座熊舍，据说是苏联专家曾在这里养过几只熊。
试验基地的生活当然与野战军不同，不过这里的干部按照规定可以配备制式手枪。1980年暑假，从北京广播学院到基地看望父亲。一个阳光明亮的中午，跟着父亲来到离住宅区较远的山脚树林边，选择一处安全的地方当作靶场，第一次用父亲的军用手枪射击，打出了许多发子弹，弹壳纷飞，枪声在林间回响。这在基地里是寻常的事情，没有人关注你，就如同住在空军机场飞行员的孩子，“米格”飞机在他们眼里，可能熟视无睹。在这个基地里，不论是乘车，或者是步行，常会看到一些独特但寻常的场景：你会看见一个士兵抱着一枝半自动步枪，三棱刺刀擦得闪亮，他匆匆走过军人服务社门口，仿佛拿着一把铁锹；你看见一辆“五九”式坦克，孤独的轰鸣着，履带碾过黑土，从山下沿着坡道，驶上坡去；你到试验区修配厂里闲逛，一旁是机床车出的一卷卷金属碎屑，一旁是一枝炮筒正在修理；你还曾去过养着大群狗和羊的饲养场，这些动物都将作为试验品来检测武器性能，守护的士兵为了驱赶烦人孩子们，吆喝着牵着军犬佯作追赶；你看见一队穿棕色飞行夹克的空军飞行员，他们因相关试验项目来到这里，正走向食堂吃饭。你还看见与海军军舰的灰色同样的大口径舰炮，被平板车拖向试验场，这些场面印证着关于这个基地的标准介绍：“为解放军陆海空三军常规兵器进行试验鉴定”；你曾看见一个年龄大一些的姓李的孩子，手举一把日本军刀，走出住宅大门，到户外阳光下散步，这是他的父亲在抗日战争时的战利品；你看见一个战士，服装松散，他赶着一辆马车，去营区外“铁道南”的市场买菜，他还负责饲养牛和猪，有时会用个大筐去捕鸟，还要拣粪。这或许是与高科技试验相对应的基地的另一张脸；你看见在另一座办公楼里，一些军人出出进进，他们中有人可能在说着某型冲锋枪的淋雨和沙尘试验,有人在说着将要去阿尔巴尼亚军事访问的事。在基地的一批外文翻译里，其中一位军官是中文版《列宁回忆录》的翻译者；你看到这里的孩子没有别的可玩，除了打鸟的弹弓，主要的玩具是各种子弹壳，从“五四”、“五九”式、“六四”式手枪到“五四”式、“五六”式冲锋枪和高射机枪，再大的弹壳就不能玩了。老干部离休时获得的纪念品，或是用迫击炮弹制造的台灯，或者是用军舰舰炮黄铜弹壳底座，做成的文房用品；你曾听说这里发生的事故，是村民拣到了废弃未爆炸的炮弹，为了抠出里面的铜金属卖钱，在砸撬时突然爆炸了；你在读小学的日子里亲眼看见，有一个姓罗的学生被老师和警察找去，因为在他的兜里，揣着一颗不知从哪里弄来的手榴弹。
记忆深刻的还有一件事：一个用于试验的巨型热气球飞艇，在基地上空漂浮了一些日子，人们把它当作一个风景，突然有一天，热气球爆炸了，乳白色的气球碎片散布在好几平方公里的范围内。与这场事故一样沉重的，就是1966年军人俱乐部燃烧的那场大火了。那天下午，一个小学生从教室窗户看见远处的火光，叫了起来，学校立刻放学。在救火现场，司令员带领军人救火，场面令人惊骇，烈火浓烟腾飞，满地上都是烧熔化的玻璃，还有战士脱下的军衣。广场上挤满了人，眼看着烈火把整座建筑毁掉。过去在这座大礼堂里，人们看电影和戏剧，还有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演出。到了中午，这里开始播放解放军歌曲，还有“骑兵进行曲”，有时还要播放“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俱乐部前的广场，是军人比赛篮球的地方。（后来，在原址上又建造了一座新礼堂）
在基地上小学的日子，正赶上解放军更换1965式军装，这身军装的款式与质地，当然都难以与1955式和1987式及后来款式相比，它的极其简单的程度，更接近于新中国建立前的战争年代。但对于看过太多战争题材电影的那一代孩子，这款简单的军装，恰恰是他们在银幕上最容易与战斗场面相联系的，比如电影《南征北战》、《上甘岭》。有一天，在营区里通向医院的路上，战士们不知为了做什么，拦腰挖了一道深沟，挖出来的土在沟旁推成土坡。到了夜里，一辆“解放”牌军车开来，鲁莽的司机误以为前方是个上坡，就加大马力冲来，结果是汽车被悬在了深沟边缘，司机被撞伤。正巧那天在医院玩，看见这位受伤的驾驶员头裹纱布，外面沾有血迹，他直挺挺地站在军医面前，如同刚从战壕里爬出来，身上那件又皱又脏的军装，似乎透着野性。（除了1969年那场边境战斗，在1979年，这身军装终于在自卫反击战争中经历了大规模血与火的考验，1955式军装则见证了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而1987式及后来款式军装呢？）1965式军装着装的年代，是国家相对困难的时期，那些与今天丰富完备的军人装具相比，几乎是简陋的服装，配上绿色的解放牌卡车，还有亢奋的歌声，形成那时独特的军营缩影。后来认识了一个朋友，他随父亲在野战军部队生活过，据他说，那里的人们都不太看得起大城市里军队机关的一些作派，小孩子们肯定更欣赏野战军这种称呼所携带的气势。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经常有中央文件传达，文件的开头几乎都是这样的标准用语：“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那一代孩子，总觉得现在“集团军”的称呼，不如“野战军”过瘾。
大概是1969年，试验基地的几位干部到北京开会，父亲是其中一员，在这期间，他们与驻京部队一起参加集会，受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接见”。这在当时可是一件大事，等父亲他们回到基地，那个夜晚，营区里军车开路，灯光闪亮，人们敲锣打鼓，夹道迎接，场面相当热烈。
与车有关的事情还有：到了夏天，军营里的大人带上孩子，乘坐卡车去农场收割粮食，这就像过节一样。长长的车队望不到首尾，站在车厢里吹着风，这样草原上的旅程，比起在教室里上课舒服多了。农场田野里金黄的稻子，呈现出从未见过的风景。还是这些军车，也曾在另外的路上行驶：基地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乘着军车去演出，还要迎接地方的宣传队到基地大礼堂表演；又一批新兵乘车来到了基地，特别是文革期间恢复征召的第一批女兵，头戴有帽檐的绿军帽，军容清新，成为基地的新风景；那些在文革时被揪出来的“三反”分子和“历史反革命”，有的人被摘去帽徽领章，被戴上手铐，押在军车车厢里批斗示众……
大概是1969年，空军在基地的陆军战士里选拔飞行员，有两个战士被选上，单位集会为他们送行。在开往火车站的汽车上，同车的一个小孩子，听见了其中一个战士说的话：“将来会回来的，我们将驾驶飞机飞过基地上空！”
二
与那两个战士一样，这个少年也要对基地说再见了，他随着调动工作的父母，从科尔沁草原到了北京，进入到一座新的军营。这里不再是草原大漠上的试验场，而是一个研究机构，在解放军的序列里，它的名字是“第20研究院”，番号是“238部队”，通信地址是“北京2418信箱”。边疆区辽阔的草原变成了标准的城市机关环境，但不变的还是关于汽车的兴趣，只是在这里，卡车少多了，轿车成为小学生和初中生关注的新玩具。
这座研究院的下属单位，分散在“文革”时期的“大三线”，从西安到昆明等不同地区，北京只是院领导机关和情报所，面积无法与上千平方公里的试验基地相比。不算大的营区里，只有一座车库，与篮球场连在一起，打篮球和在车库前闲逛，成了那时的主要节目。车场上停放的汽车，都悬挂“辰4”的军牌，有美国、德国的品牌，但小孩子们，最关心苏联“伏尔加”这个牌子，因为它的流线型实在漂亮，就像许多人爱唱的苏联歌曲。一个随家长乘坐“伏尔加”去首都机场接人的孩子说：“那天夜里，雷雨太大了，伏尔加车高速行驶，路灯和闪电照进车窗，一路上水花飞溅，像鱼雷快艇……”
在整整60年前的1956年，有两个曾与中国人关系密切的汽车品牌问世：一个是中国长春一汽的“解放”牌卡车，一个是苏联高尔基工厂的“伏尔加”牌轿车。在那个年代，苏联的工厂名字，都有着特定模式，带着一种豪迈的红色基因：有“基洛夫工厂”、“红十月工厂”，更有生产著名的T-34坦克的“共产国际工厂”等。这款以伏尔加母亲河命名的汽车，蕴涵了苏俄工业设计和文化元素，它行驶时的动感，常让人想到俄国的音乐，或是《在中亚细亚草原上》，或是《伏尔加河船夫曲》。
那个年代里，“伏尔加”牌轿车车头上的小鹿，还有流线型的车身，让这款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中国公路上一道流动的风景，昂首驶过少年时动荡年代的四季——从政府到军营，从北方到南方，从两国关系紧密时期到寒冷时期。与“伏尔加”汽车同龄成长的那一代中国青少年，对于这个品牌的汽车，有着鲜明的时代情结，这一代人熟悉“外国名歌200首”，吹口琴会选“列宁山”的曲谱，他们对于“伏尔加”汽车的认识，除了它代表的级别与职务功能之外，更多的是在“伏尔加”这个汽车品牌之中，凝聚着的苏俄民族英雄主义精神：卫国战争中，在伏尔加河边的英雄城市斯大林格勒，苏联军队写下了战胜徳国法西斯的壮丽史诗。尽管无法与AK47步枪和T-34坦克的功勋相比，但在和平年代，作为一个国家的工业成就的代表，“伏尔加”汽车还是担当起了引人阅读苏联成功故事的一枚钻石书签的作用。后来，有着小鹿标志的“伏尔加”改款了，车身变得更宽大些，取消了车头上的雕像，但老版小鹿“伏尔加”在那一代车迷眼里，则经典不换。后来又结识一些少年在军营生活的朋友，这些已经上了年纪的老孩子们，谈起“伏尔加”汽车，就找到了共同语言，他们在彼此介绍时，还常常会提到父辈当年所在部队的番号：“某某父亲是四野的”，“某某父亲在某某军工作过”，“某某父亲在某军区担任某某职务”，“某某人的父亲在军报做什么”等。他们还会提到一些早已裁撤的军队单位名称，如“总军械部”、“防空军”等，有人还习惯用简略语，“总参政治部”要说成“参政”，“总后政治部”要叫作“后政”，说到五七干校时，一定要说明自己家当年是在“某某直属队”。
当时那些熟悉“伏尔加”汽车的中国孩子们，很多人读过“青年近卫军”、“围困”、“日日夜夜”，知道“马马耶夫高地”的名字，熟悉“他们为祖国而战”一书的作者，更读过西蒙诺夫的作品和《红星报》战地记者采写的通讯。欣赏“伏尔加”汽车的这些少年们，在彼此交流对于苏德战争史的了解时，常会提到著名苏军统帅及其回忆录：朱可夫的“回忆与思考”，什捷缅科的“战争年代的总参谋部”，科涅夫的“方面军司令员笔记”，巴格拉米扬的“战争是这样开始的”，崔可夫的“从斯大林格勒到柏林”，华西列夫斯基的“毕生的事业”等等。这些少年军迷们说到苏军建制，会讲到“方面军”，提到德军建制，则是“集团军群”。当然，不同的时代氛围里，“伏尔加”汽车也会以另一种方式被提到：上世纪70年代的一部根据真实事件拍摄的电影叫作《熊迹》，讲的是抓苏联间谍的事，其中讲到：苏联使馆人员驾驶一辆军用“伏尔加”汽车外出与一个叫李洪枢的中国人接头，为了防止被发现，还专门截断了刹车尾灯的电线。电影一处外景地就选在北京车道沟京密引水渠一座桥下，当时，一些在附近中学读书的孩子，曾经在拍摄现场观看。
从“伏尔加”再说到“解放”牌，那时，没有坐过“解放”牌卡车的人可能不多，军人橄榄绿的军装，伴着橄榄绿的卡车行驶在四方。在北京西郊的一些大院，“解放”牌卡车和“伏尔加”轿车挂着“辰4”、“午2”、“辰7”、“甲1”、“未1”等牌照出出进进。其中有一群中学生，乘着“解放”牌军车去妙峰山春游，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他们又由另一辆“解放”牌军车从“学农”的北京延庆山区接回家里。
在没有私人汽车的年代，“解放”牌卡车与太多的人亲密接触过，包括那些乘车行军的军人，那些车上的知识青年，那些站在车上唱着歌去种树的中学生红卫兵们。雷锋留下过一张经典照片，画面是在擦洗一辆“解放”牌汽车，那个嵌在车头上的标识，与雷锋及战友当时所列装的仿苏54式冲锋枪、船形帽，展示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一幅国家影像。
还是在北京西郊的这座军营里，1976年末的一天夜里，从住宅区的楼里，隐隐听见大型车辆发动机的轰鸣，差不多闹了一夜。第二天，手拿蓝色的家属出入证进入营区玩的孩子突然发现，他们的面前是一场大规模的露天车展，但不是汽车，而是装甲运兵车，昨夜的不眠之声，就来自这里。院子里的空地上，停满了绿色的装甲车和其他军用车辆，听大人说，这是为了迎接中央领导来参观，紧急布置的展览。装甲车群无人看管，车门都没有锁，孩子们爬进去，模拟想象着战斗的场景，这真是一次独特的经历。
喜欢“伏尔加”汽车的孩子，渐渐知道了自己的父母，从事的是兵器研究的工作，他们也开始关注一个与兵器和苏联有关、正在这座研究院工作的传奇人物，他的名字叫吴运铎，是中国著名的红色兵工专家，在战争年代，他研究的武器和弹药，为人民军队的胜利贡献卓著。吴运铎被人们称作“中国的保尔•柯察金”，在苏联的城市里，为他专门设立了纪念馆。吴运铎清瘦而朴素，在战争年代因试验武器受伤，留下的残疾很容易被人发现。他写了一本书，名叫《把一切献给党》，在当年红遍全国。在解放军的这个研究院里，吴运铎和其他一些干部、专家并不穿军装，其中一些人是当年集体转业的解放军干部，他们中一些人还常穿着55式呢制军便服，上班时昂首走过南营门卫兵的哨位。
这个院里，有一辆大轿子军车，很多集体活动，都要搭乘它。有一次，孩子们随大人去十三陵游玩，一个孩子从驾驶室爬上车，想给另一个孩子打开车门。他在方向盘旁摸来摸去，结果竟把车发动起来，魁梧的老司机跑过来，高声训斥，把几个孩子吓得够呛。还是坐这辆车，小学生们去北京郊区大兴县的大白楼村，学习先进模范王国福。
还曾记得，有一天，看见一辆军车归来驶进南营门，就在它的后面，一辆公共汽车急速跟进，不顾卫兵的制止，也闯了进来。据说是这两辆车在外面路上，曾经发生过摩擦，地方司机不服气就追进了大院，事情到底是怎么了结的，也就不知道了。谈起军车或军人当年在北京与市民偶尔发生的一些纠纷，有一位军队老干部说的既精辟又耐人寻味：这种情况在上海就少见，因为北京是和平解放的，而上海是打下来的。
现在，当年营区里的起床号和熄灯号已经停止，军车的轰鸣也已经远去，还好，记忆不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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