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徜徉在生死之间 ——读《考古的另一面》

□ 林 颐

郑嘉励目前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作为一个考古人，他经常“不务正业”。除了和墓葬、古物打交道之外，他还喜欢写写文、聊聊天，一来二去，攒了一堆谈资，于是他索性开了家“茶座”，抖搂考古的那些事儿。5个“雅间”分别命名为“观物”“石语”“冢书”“行路”“谈薮”。

这本文集最先定名为《考古人茶座》，正式出版时更名为《考古的另一面》。其实笔者个人认为原题更契合内容。本书的风格与常见的考古学书籍不同，并不追求科研的大志，而是在轻松又不失书卷气的氛围里，让考古学这门严肃的学科变成我们乐意亲近的对象。

考古这行当，经常要挖古墓，跟死人打交道。郑嘉励用了五、六年的时间，专门调查、发掘浙江的宋墓。郑嘉励说自己很享受这种状态，可以“自由徜徉于人生的存在与死亡之间，尽情体验生活的充实与虚无”。2012年，金华武义县南宋徐谓礼墓发掘，出土的《徐谓礼文书》轰动一时。在考古现场，面对敞开的墓穴，郑嘉励和朋友就“生死”有了一番谈话。古人说：“未知死，焉知生。”这话深刻。而郑嘉励说：“生前与身后，是对称的两端，我们不必为自己的身后忧虑。”

每一个考古学家都是某种程度的福尔摩斯，经由推理把器物编织成事件，把事件编织成行为的类型，然后将其与特定的社会群体联系起来。历史的面目早已模糊不清，而历史的信息却隐约可循。你是谁？考古学对死者身份的追问，并不源于墓主人曾经的尊贵，而是要用它来阐发一段深藏的历史。徐谓礼墓的价值在于其保存完好的文书，记录了南宋中级官员从中央到地方、从低级到中级历官及其政务全过程的细节。10余座古墓，每一块石头都有一段记忆。记忆有生命，由沉默的器物来传达，而人类社会也因记忆之名而延续。

想起唐诺的《尽头》，有一章叫做“抄写在日本墓园里的王维”。唐诺说，日本的美学根本上是王维的，“一向石门里，任君春草生”，日本人用王维的诗来处理死亡，那是一种减法的、清空行囊的书写。中国人不会用这样的诗句来作为墓志铭。我们喜欢洋洋洒洒、絮絮叨叨地描述主人的生平功绩。对考古人而言，这倒是好事。在考古学中，有关过去的任何推测都不能是空灵的思辨，而是实在的、可视的甚至可以触摸的，美感退后让位于真实。品读一篇篇墓志铭，在它描摹的个人形象背后，浮现的是一个社会的生活图景。

16世纪末，英国文物学者威廉·卡姆登将对文物的研究描述为一种“回头看的好奇心”。换言之，是一种想要了解过去的欲望。人类的现在和未来，都是由过去堆积而成。日子走得飞快，日日新月月异，考古学家就是帮助我们恢复“回头看的好奇心”，帮助我们在旧与新之间搭好桥的那个人。郑嘉励的文章，不以学术取胜，洋溢着散文的韵致，“古”意显然早就浸染笔端。他写城隍庙、廊桥、老屋、碉楼、盐田、海塘、渡口……甚至写幼时学堂壁角的两口大粪缸，斑驳黄晕的记忆，一景一物皆是人情。作为考古人的他，懂得“古旧”的价值，在书写的过程中，他有时不免说一些题外话，也不免袒露一些个人的反思，或者难免联系眼下的现实。茶座茶座，本就是民间议论的场所。

在当下的生活中，包围和挤压着我们的是各种或存在着或正在消失的时空。笔者老家有一幢建于光绪年间的民居。带院落，挑檐画梁，一排十几间。最近听说要拆迁了。有些住客不愿意搬，说自己出钱维修；有些住客想要搬，拿了钱换新房子，生活比较舒服。愿意搬的住客很快搬了，搬了的房子很快拆了，不愿意搬的住客请了文物局来做鉴定，文物局说：“可惜了，整体价值已经破坏。”笔者幼时常在老屋里玩躲猫猫，以后回去不知道它还在吗？大概不在了吧。 《中国质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