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立彪：以惩罚性赔偿提升消费者尊重感

以惩罚性赔偿提升消费者尊重感

□ 胡立彪

近日，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了一起消费合同案。消费者时先生在江苏乐天玛特商业有限公司枣庄解放北路店消费时，发现其所购大米系“三无”产品，遂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法院经审理认为，涉诉大米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违反了食品安全法的规定，销售者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故原告关于返还货款（8070元）并支付价款十倍赔偿金（80700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这个消费者十倍赔偿胜诉的案例具有很好的示范意义。一方面，时先生知道通过法律途径主张自己的权益，这种知法用法积极维权的态度值得称道；另一方面，当地法院能够依法判案，既为违法经营者上了一课，也让更多的消费者明白了自身权益的分量和价值。8万多元的惩罚性赔偿是对消费者权益的尊重，也是法律规定自身威严的呈示。可以推定，“十倍赔偿”若与更高案值的案件关联起来，那么消费者的尊重感自然也会更强烈。

与消费者尊重感变得强烈相应，生产经营者违法侵权的胆量就会变小。道理很简单，趋利避害，是人的一种正常而普遍的心理，也是其所有社会行为的依据。从趋利角度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勇”出于“赏”之利，更出于利之“重”；从避害角度说，重罚之下，亦必无莽夫，不敢“莽”出于“罚”之害，更出于害之“重”。正是兼顾到“趋利”和“避害”这两种同时存在的社会心理，“十倍赔偿”条款被写进了《食品安全法》。而这一条款的第一出发点即是提高生产经营者的违法成本，以此增强法律的威慑力，彰显其威严。

既然明确了“十倍赔偿”的法条，这就意味着该法赋予了任何一位消费者依法索赔的权利。消费者见利而动，因“赏”重而动“勇”，也从另一个角度给法律威严提供了一种强力支撑。然而，食品安全法自2009年颁布实施以来，其十倍赔偿条款实际所能发挥的激励消费者维权热情的作用，远不如预期的大。这一方面与食品本身价格较低、数量较少，进行司法诉讼成本较高，难以形成利益激励直接相关，另一方面则是受到司法实践中实际胜诉率不高这一现实的负面影响。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所做调查显示，近年来判决的十倍赔偿案件，原告胜诉率只有30%左右。

如此之低的胜诉率，与一种法理上的倾向有关：有些人担心“十倍赔偿”或可诱导部分消费者形成“维权即索赔，打假为创收”的利益冲动，使消费者权益因带上“铜臭味”而发生价值偏离。基于此，一些法院判案太过关注索赔者的利益目的而做出对其不利的判定。笔者认为，这种倾向是有问题的。没有谁规定消费者维权必须是非利益的、纯洁的，认为个人权益未受损害并以“创收”为目的的维权即使不违法也属不正当的观点，这只是一种“道德想象”。而这种“道德想象”只不过是一种“泛道德化”的偏见罢了。事实上，将利益成分剔除，只会给消费者维权带上一道沉重的道德枷锁。只要一种谋利行为不侵犯别人的正当利益，不是为了追逐非法利益，甚至能为促进社会公益带来帮助，法律就该支持这样的行为。

“十倍赔偿”的条款不是用来欣赏的，不是停留在纸面上用来吓人的，而是要在行动中对不法生产经营者形成实际的威慑，同时也要以这种惩罚性的赔偿体现消费者的权益，提升其尊重感。只有消费者认可这种眼前利己、长远利他的法律条款，并愿意亲身实践，而法院及其他执法机构也能够支持他们，让此类案件胜诉率提升，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现象才会减少，整个行业市场才能和谐有序发展。 《中国质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