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控的共享单车是否拉低了道德底线

　　□ 邓海建

　　单车一坏，就骂人心不古；共享一丢，就怪素质太低——这几乎是共享单车乱象中的一个规律。

　　小黄车、小橙车、小蓝车们的命运大概就是这样的冰火两重天：一方面，在制度设计层面叫好叫座，决策资源和舆论导向都宠爱有加；另一方面，在运营管理层面有心无力，肆意损坏简直成了此起彼伏的破窗效应。

　　铺天盖地的道德诘责，都是“恨铁不成钢”的调调。

　　共享单车在城市的命运，某种意义上说，确实可以看做是公德的考卷。在抽象道德上抒情，指望公民道德自觉立地成佛的心，圣洁而可悯。不过，我们可能恰恰忘记了另一个维度的思考：人性之善恶，本来就是多元的。如果共享单车作为福利洼地，没有制度守护，没有罚单伺候，侥幸无极限、贪便宜不设防，恶例恶行在互联网病毒式传播后，它挑唆起的，除了自私与贪欲，更有破坏与损毁的病态快感。

　　说得再直白一些：如果共享单车不能很好地实现“自我管控”，它在检视城市文明素养的同时，对公德水平也许是另一种放任与伤害。

　　上私锁、划编号、拆车座……大家都来“薅羊毛”，共享单车就成了“私享单车”。良善的舆论用演绎法去归罪事件的肇因：车坏了，就是人心坏了，就是共享理念坏了，就是公共治理坏了。顺着这个逻辑，诉求点主要在两个层面：第一，提升市民道德素养，要爱护单车，要守约共享；第二，给予路权等公共资源，要惩戒恶行，要法治为先。平心而论，这些说法，都很有道理，也能解决部分问题。不过，我们恰恰忘记了两个基本前提。

　　一则，共享精神，或者是共享产业，即便是概率上说，也不能不考虑用户的自私性与破坏性。起码应该通过技术或管理手段，对可能的“恶”加以管控。GPS定位也好、SIM卡监督也罢，类似成本与环节是不可以省略的工作。

　　二则，在共享单车问题上，企业是第一责任人，然后才是用户与政府。面对庞大的单车投放量，企业又不是慈善机构，既然出来挣钱，就得承担义务。比如数据显示，深圳全市52万辆车，900万注册用户，平均18人一辆车。这样的体量，指望政府部门协调管理单车，这几乎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企业先尽到管理的责任，然后才可以指责用户的素养。此外，不考虑城市交通布局等市情的盲目投放、免费大战，真是没有责任吗？

　　遥远的道德素养，解决不了近切的共享单车问题。相反，如果企业继续在单车投放与运管中摊手耸肩，这块诡谲妖娆的“面包”，迟早要把素质摇摆的市民给“带坏了”。这就像路边哄抢事件从不是“中国式问题”一样，此起彼伏的共享单车问题，真的只是中国人的公德意识拖了后腿吗？理性而言，恐怕反倒是这种管控失当的单车，拉低了城市道德的红线、放大了公德失控的风险。

　　在我们对公共道德怒其不争之后，也许是时候换个思路考量“共享单车遇难记”了。《中国质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