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面来风】本期话题：垃圾分类处理

减少垃圾焚烧应有配套机制

□ 毕晓哲

如何解决或减少垃圾焚烧导致的致癌问题，实施城市垃圾分类恐怕是最快又最有效的选择。但是，在我国绝大多数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成为摆设，所谓的分类不过是依靠“拾荒者”的废物拾拣变卖，以及进入垃圾焚烧锅之前的企业大致分类。国内的垃圾分类工作与西方发达国家、周边一些国家相比，实际上整体上处于低级和盲目状态。这应该是公众关注的焦点，也是解决垃圾焚烧致癌问题的关键。

从垃圾分类这一抓手和源头做起，仅靠企业和“拾荒者”不行。另外，仅倡导和要求让广大居民百姓如何主动和发挥自觉，也是行不通的。回溯北京提倡生活垃圾分类的历史，不难发现，这场已经调动起部分民众主动分类垃圾的行动，因环卫系统在清运、处理无法相应做到严格分类而惨淡收场。处理环节的不给力，很大程度上挫伤了民众的积极性，于是越来越吝惜自己花费在垃圾分类上的时间与精力，也最终让垃圾分类的“居民环节”成为摆设。

要从根本上调动公众实施垃圾分类的积极性，离不开顶层设计。政府要高度重视，看到垃圾分类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更要看到垃圾分类对于社会发展、环境保护和居民健康的重要意义，要从思想和行动上以及制度保障的层面率先重视起来。一些地方城市推行多年的“垃圾分类管理规定”成为一纸空文，重要原因正与政府本身对于垃圾分类的重要性认识不够有关。如果政府有关方面能真正将“垃圾分类”当成一项关系公众长远和切身利益的民生工程来抓，许多问题将应刃而解。

政府应该尽快建立完善一整套配套性的制度和机制，应该着重解决好目前城市垃圾分类管理主体上的盲区。时下，城市垃圾分类管理者主要是社区或小区物业，其效果和效力本身就值得商榷；而与此有关的环保部门，更多的精力却放在对垃圾焚烧厂的监管和审批上，而且也无法约束到“入炉”前具体分类情况的细节。所以说，在明确了统一的监管主体后，要以法制和制度的名义赋予其监管和处罚的权力。

同时，在顶层设计中也要从奖励的角度调动公众参与的积极性。一些地方规定，社区民众付出随手之劳的时间和精力成本，处理掉垃圾，还能换来一些小小的实惠。总而言之，解决公众期盼，彻底解决好垃圾分类的现实难题，离不开从政府层面出台一系列带有强制性或引导性的制度和意见。

“垃圾换物”值得探索

□ 廖海金

从2014年开始，江苏南京开始试点市场化运作垃圾分类处理，并辅以“垃圾换物”奖励，即居民用垃圾换积分，再用积分换蔬菜、大米等物。

从媒体探访的情况来看，“垃圾换物”这一奖励举措运行良好，实现了一举多赢，而在垃圾围城日趋严峻的当下，推广垃圾分类迫不及待，通过积分置换蔬菜的形式，有助于提高人们实施垃圾分类的积极性，这是一个有益的制度探索，值得各地借鉴。

进一步而言，“垃圾换物”模式更深层次的意义还在于：其一，它鼓励了垃圾分类。“垃圾换物”大大地激发了居民进行垃圾分类的热情和主动性，因为分类后可回收利用的垃圾，可以为居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其二，有利于资源的回收利用。将分类的垃圾回收利用即为国家和社会节省了大量的资源，符合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的要求。其三，减轻了环卫工人的劳动负担。可回收利用的垃圾被居民自己分类以后“以物易物”了，需要处理的垃圾也就少了，无疑减轻了环卫工人和环卫部门的劳动量。

政府倡导垃圾分类很多年了，尤其是北京、上海等首批试点城市已经“试”了17年了，但从前些时间媒体报道的情况来看，其效果一直不尽人意。究其原因，固然与相关制度缺失、执行不力以及市民个人素质有关，但笔者认为，相关知识普及不力恐怕也是其中重要原因。譬如，何为“可回收物”“不可回收物”，又何为“有机物”“无机物”，普通老百姓摸不着头脑，纵然民众有“分类之心”，可能也无“分类之力”。事实上，从各种调查情况看，不仅有超过半数的市民不知道如何进行垃圾分类处理，就是直接参与垃圾清扫的环卫工，也有相当部分人不知道如何处理。

从这个意义上说，普及垃圾分类需循序渐进，不妨先从基本知识着手，兼顾培育环保意识。而在方式上，“垃圾换物”即是一种接地气式的有益尝试。同时，“垃圾换物”也为市民如何搞好垃圾分类提供了一个现身说法的极好机会。毕竟，在“换物”当中，垃圾分类的知识得以普及，环保意识得到强化。

从交易现场看，用来“垃圾换物”的当属可回收垃圾，而在实际操作中，人们未必真正了解可回收垃圾的具体所指。诚如南京志达公司负责人所言：“通过‘垃圾换物’活动，人们知道了纸板、泡沫、金属、玻璃等7大类可回收垃圾”。这显然契合了政府开展“垃圾换物”活动的决策本意。

“垃圾是放错位置的资源”，各地不妨学习南京市“垃圾换物”的经验，因地制宜制定适合的激励机制，将垃圾分类回收与物质奖励对接，让市民获得益处，从而逐步树立起垃圾分类的观念和习惯，而当广大市民都养成了好习惯，垃圾分类的难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中国质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