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立彪：中国制造怎样从“迟到者”变身领先者

□ 胡立彪

中国欧盟商会日前在广州发布最新研究报告《中国制造 2025：产业政策对弈市场力量》。报告直言，中国当前是“制造业自动化领域的迟到者”。“迟到”的原因，是中国企业过去的发展多基于较廉价的劳动力。而随着老龄化时代到来及用工成本的上升，劳动力优势日渐丧失，以往的发展模式愈发走不通了。怎么办？报告认为中国应把现有的资源从过去的模式中转变出来，进行转型升级，让企业更加具有创新力。

怎样转型升级？中国制造当下最需要的升级不是简单的机械设备更换替代，而是人的升级。而人的升级，既包括人的思想观念的改变，也包括产业工人素质的提升。正如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指出，先进制造意味数字化的、自动化的生产，而这就对企业员工提出了不同的需求。过去那些缺乏相关技术知识和工艺素养的廉价工人显然是无法适应这种生产要求的，必须通过良好的职业教育培养出一批技术工人。这些人不是坐在办公室的决策者，而是通过自身手艺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事实上，中国目前急需一大批这样的技术工人，而中国制造也正需要“手艺”推进发展。前文的报告里也提到，中国当前的教育体系是难以支撑中国完成“中国制造 2025”这个计划的。中国需要向包括德国在内的一些欧洲国家的教育体系学习，重视中低端的、实用性强的职业教育。

“手艺”“技术工人”“实用性强”“职业教育”等这些词有一个共同指向——培育工匠精神。从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弘扬工匠精神，厚植工匠文化，完善激励机制，培育中国工匠”等要求看，政府层面已经开始重视这方面的工作了。但从社会层面看，崇尚工匠精神的氛围似乎还尚未形成。在前不久的博鳌亚洲论坛2017年年会上，德国莱茵TUV集团管理执行董事会主席迈克尔·富比指出，中国现在的大学生大都希望进入办公室工作，而企业却非常需要一些拥有专门技术的“手艺人”。这些人了解制造工艺，愿意在车间埋头工作，并且知道怎样用手来精打细磨，而不是一心想成为做项目开发的高级工程师。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汤涛在一档媒体访谈节目中曾表示，从一个国家来讲，它所生产的产品质量，实际上取决于技能人才的水平。中国制造在高铁、航天等重点领域做到了领先，却面临造不好圆珠笔、马桶盖等日常产品的系统性落后问题。其背后是人才培养没能跟上，专业技术人才严重短缺。因此，从制造大国走向制造强国，必须重塑人力基因，提高蓝领工人地位。他所说的“人力基因”，更多指的就是工匠精神以及拥有这种精神的产业工人。

当然，中国当前工匠文化缺失，人们多不愿意干“手艺活”，跟中国社会工匠地位不高的现实密切相关，这两种状态互为因果。必须承认，我国虽然有着数千年辉煌的手工艺史，留下无数令世人赞叹的工艺精品，但创造这些精品的工匠却几乎都寂寂无闻。这说明整个社会并未给予其应有的声望。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正统文化观念统治下，手艺人难得跻身上层，只能长期处于为皇家和官府低回报服务的打工状态（情形与当下的技术工人生存状况十分相似）。许多匠人生存环境恶劣，活着尚成问题，手艺和职业精神传承常难以为继，更别提发扬光大了。现在大多数年轻人或者他们的父母，不愿意选择技工职业，也多出于这方面的考虑。一言以蔽之，社会没有形成一种对工匠的激励文化和机制。

而要改变当下工匠文化缺失的现状，就要从建立激励机制着手。李克强总理在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谈到培育工匠精神问题时，回忆起20年前他在欧洲一家企业参观的经历：一位技术工人浇筑的镁条粗细均匀，一丝缝隙都没有。总理感叹：“机器都没他做得好！更重要的是，这家企业的总经理告诉我，这位工人的收入和他本人的收入一样多。这就是对工匠精神的最大激励！”事实上，提高技术工人的薪酬水平这种激励看似简单，却相当有效。只要职业本身有了吸引力，其社会地位提高了，贯穿其中的职业精神得到发扬光大，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

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激励不能是一时一事，而应该形成一种社会化的且具有可持续性的激励制度。这种制度既包括保障工匠工资待遇的法律法规建设，也包括提高技术工人职业技能的教育培训体系建设。只有注重技术人才培养，畅通其职业发展通道，提高其收入水平，改善其工作环境，让工匠精神在他们身上体现出价值来，中国制造才能从根本上完成精神蜕变，才能逐渐从“迟到者”变身领先者。

《中国质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