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徐建华
德国国土面积仅为中国的3.7%,相当于2个广东省,却有2065座城市,小城市均匀地分布在田野中,生态优美、生产高效、生活便利。日本的城市化率从38%提高到70%期间,城市从166个增长到652个。然而,我国的城镇化率从31.91%提高到54.77%期间,城市却从668个下降为654个,20万人口以下的小城市数量占比仅为18%。
“目前,中国城镇化率达到59.58%,城市才有680座;而另外一些大镇有城市的‘实’却无城市的‘名’。我国超过10万人的镇有235个,超过5万人的镇有882个,具备了成为城市的基本条件。”人民日报中国城市报副总编辑、中国城市品牌评价项目组秘书长、国家标准《品牌评价 城市》起草人常亮近日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认为,中国城市整体数量偏少,应当设立更多的城市,以更好地推动当地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城市品牌评价项目组调查发现,河北廊坊燕郊镇、苏州昆山玉山镇、佛山南海狮山镇、佛山顺德北滘镇和东莞长安镇、塘厦镇、常平镇及浙江东阳市横店镇、青岛李哥庄镇等,GDP和人口规模都相当或超过内地的地级市。东莞虎门镇2018年GDP高达635.8亿元、常住人口超过65万人。单看GDP,虎门等镇已超过海南三亚、广西贺州、湖南张家界、湖北天门等众多地级市。另外,我国还有100多个县具备了撤县设市的条件。
“应积极稳妥地推动镇改市。有的大镇可以独立设立县级市,如人口超过30万人、经济总量超过县级市的镇,可以单独设立县级市。此外,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可以将一个特大镇和两三个镇合并,设立县级市。”常亮建议,应该未雨绸缪,注重城乡统筹政策落地生根,更要注重向县乡倾斜,大力发展中小城市,减小基尼系数,这更符合国家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
在常亮看来,撤镇设市是拉动内需,应对国内外挑战,刺激经济发展,把握城市发展方向的一剂良方。“郡县治,天下安。撤县(镇)设市,无论是给人的品牌印象,还是实际城市层级,都将有质的飞跃。其实际带来的利好更多,将享受到更大的管理权限。以往乡镇没有独立规划权以及房产等事务的管理权,土地供应受限,财政分配也受到县级政府约束。让镇级市承担起城市的功能,无论在行政审批还是公共服务方面,都有更大的权力。城市规划和公共服务都与时俱进,可大大提升区域品质和竞争力。”他说。
“需要警惕的是镇改市要严控机构与编制,没必要再设街道办或乡镇,实行小政府、少局委、大服务、扁平化管理。”常亮特别提醒,原有的县级单位需要有大局意识和奉献精神,更需要省、地级市党委、政府统筹平衡。
《中国质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