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原点，是乡村

他的原点，是乡村

——读阎连科作品《她们》

□ 赵青新

十年之前，阎连科写了《我与父辈》。“我不断地回家、回家、再回家，把写作本书当成一种赎罪和忏悔，直到觉得自己又是那块土地的儿子了。”河南嵩县田湖瑶沟，这个小小的村庄，包涵着阎连科对现代中国乡村世界的观察和想象，生活在那块土地上的人们的故事，就是最初供给他的养分。而在父辈的男性中心视角之外，还有她们。她们在这里出生、长大、出嫁、生子、持家，最后终老，然后她们的女儿重走这样的人生路。隔着光阴和天涯，阎连科感到，“原来世界的两端是紧紧联系的。”于是，他写了《她们》。

《她们》也是家族叙事散文集。阎连科回忆往昔，讲述母亲、姐姐、嫂子、婶婶们，自己的几位相亲对象，以及另外一些乡村女性的故事。从序言开始，阎连科就在思索一个问题：她们到底是因为女人才算做了人，还是因为首先是人，然后才做了女人？也就是说，阎连科想要从自己家族女性的日常生活出发，继而探讨中国乡村女性的生存处境。

这些故事相当私密，充满了只有亲近的家人或亲身经历才能知晓的细节，某些欢笑、某些哭泣、某些对话、某些情绪、某些放弃和坚持，“车轮流水，曲伸皆可”，引号里的这句话，是这部集子的结尾句，类似用语屡次现于文中，阎连科还反复念叨，“说有光就有了光”。在黯淡的、无望的日子，这些箴言仿佛神启，支撑着日子过下去、过下去。作品弥漫着忧伤的、温柔的生命气息，那些细腻的陈述和铺叙，浮动于记忆深处的意象，在时间长河里发光。

书中还经常出现一个词，窄门。阎连科用这个词语来形容女人们走向婚姻。阎连科生于1958年，因从军从文，他才有了机会跳出农门，但他的原生家庭仍然依附于乡村，作为农家子弟的阎连科即便小有文墨名气，彼时也只能与农女谈婚姻。那些尴尬的、微妙的描述，有种卢梭式的忏悔意味，那个被抛入城乡对立的文化意识里的敏感的、想要更好前途的年轻男孩，与那些处在“被审视”状态的年轻女孩的处境其实是一致的，捆缚着他们的枷锁是来自性别的，也是来自时代的、来自周围环境的，来自人类所有遭遇的宿命般的结果。

在那个年代或更早一些的时候，“爱情”是被抽离的、令人羞耻的东西。组织的审核批准，一枚公章决定了无数人的一生。“皇权不下县”的农村，婚姻自有一套潜默的规则。首先考虑的是家境，是不是“吃公粮”的，家里有多少壮劳力，然后才是相貌品性，依靠媒妁之言和一时眼缘，就这样缔结了一桩桩的婚姻。所以，阎连科感叹，“能让婚姻不与家庭千丝万缕的利益纠缠在一起，那需要多大的勇气、智识、境界和牺牲。”婚姻权的让渡，逼迫女性接受父权制的压迫，低下头颅，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不可知的主宰。

在窄门之内，她们盘算和经营家庭，自成一套理解世界的智慧体系。母亲，这个大字不识的农村老妇，积累了朴素的人生经验，足以戳破消费主义的狡猾语术和现代性的矛盾。她们顺从人生的苦难与艰辛，同时锱铢必较，行事泼辣。为了宅基地，大嫂与叔伯吵架。有时候，她们很轴，想不开，命运为何如此安排，为何亏待她们。为了民办教师转正，大姐连年奔波辛劳，糟践了身体健康……

这部作品的最后一章，脱离了阎家的范围，记叙了另外一些“她们”，那些从乡村进入城市、被城市生活吞噬的女性。她们的性别处境和欲望，物欲诱惑与多重暧昧的权力纠葛。阎连科运用文学的解剖术，进一步呈现看者/被看者的两性地位，“局外人”的视角和明显加工意图的笔法，模糊了散文和小说的边界。不管如何，他的原点，是乡村。

《中国质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