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经济”需代而有法

□ 胡立彪

代购、代驾、代练……只要愿意，现在几乎所有的事都能找到人代办。有代的需求，就有满足这种需求的供给，代办市场逐渐形成，也催生出所谓“代经济”。以海外代购为例，2009年中国海外代购市场交易规模为50亿元，到2018年，市场规模已超过2600亿元。

事实上，“代经济”并非现在才有。古时候代人写信、代打官司等，即属于“代经济”范畴。当然，古时零星的代服务活动不成规模，无法与现在的“代经济”同日而语。特别是伴随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在网络巨大的溢出和示范效应下，如今代服务不仅涉及领域极广，而且代服务突破时空限制，供需匹配率大大提高，真正具有了规模效应。

“代经济”火起来，从根本上讲，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有学者认为，从“代经济”的表现形式看，它应该属于共享经济的一种。共享经济的核心是将闲置的资源充分利用起来，“代经济”所共享的并非实体物品，而是闲置的劳动力和时间，将“有闲”变现。中国人民大学长江经济带研究院院长罗来军，从社会分工角度分析“代经济”出现有其必然性。在他看来，社会分工细化是生产专业化、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必然要求，也是经济发展的必然途径。从一定意义上说，“代经济”是社会分工持续深化和经济不断发展的结果。

眼光再宏观一点、长远一点，还可以赋予“代经济”更高的社会价值。有人说“代经济”是一种“懒人经济”，其实这种观点有失偏颇。事实上，如果认识到，人类社会发展就是一个通过寻找各种技术手段解放体力，即逐渐“变懒”的过程，那么“代经济”的社会价值就凸显出来了。正如罗来军所言，“代经济”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消费者多元化、个性化以及创新性的需求，对刺激市场和消费升级起到助推作用”，所以，对其不能简单地贴上“懒人经济”的标签。进一步讲，“代经济”的发展壮大还有助于加快国内富余劳动力向服务业转移，稳定和提升就业率。其范围扩大和发展水平提升，也会对互联网基础设施提出新的要求，进而促进中国互联网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既然是一种必然存在的经济现象，在认可“代经济”价值的同时，也应当预见到并理性对待其快速成长初期必然伴生的一些问题。随着“代经济”覆盖面逐渐扩大，一些灰黑代活动也在暗中滋长。比如代写论文，这一灰色服务形式存在已久，但它在教育领域属于违规行为。还有一些新兴的代服务，涉及地下黑产，则涉嫌违法犯罪，如前不久广东警方打掉一个“代叫单”团伙，该团伙就是利用“代叫单”形式诈骗网约车平台和司机。

从“代经济”涉及到的代服务形式看，它们本质上都属于委托代理行为。而实施委托代理活动必须强调合法性这个前提。目前，“代经济”活动主要存在两类法律风险。一是隐私泄露风险。依托于网络技术，“代经济”实现了供需匹配效率提升，但网络本身所具有的分散性、隐蔽性等特征，也让个人信息泄露风险增加。二是违法违规风险。代考试、代打架等灰黑代服务并不产生代理的法律效力，相反，一旦委托事项违背公序良俗或法律规定，代服务供需双方都有可能被追究相应的行政或刑事责任。

显然，“代经济”作为一种市场存在，同样不能违背道德伦理、商业法则，更不能触及法律红线。基于上述两种风险，一方面要求服务提供平台应通过技术、监管等手段，对代服务委托事项进行严格的审核和监督，加强对个人隐私的保护，消费者也应增强信息安全保护意识和维权意识，发现个人信息被泄露时，应通过有效手段及渠道及时主动维权；一方面要求政府需尽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各级监管部门要对“代经济”时刻保持警觉，不能任由其过度个性化发展，针对“代经济”中不同服务类型，进行分类监管，对于一些违反法律法规的代服务加以规范和制约。

任何经济活动都应圈定在法律法规的范围内，“代经济”作为一种新兴经济形式，也应如此。“代经济”，只有代而有法，代而有度，才能达成其价值，实现长久发展。

《中国质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