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代言担责规定应更严更细

□ 胡立彪

近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微信公众号“上海二中院”发布消息称，有“九球女皇”之称的台球女星潘晓婷因代言“中晋系”理财产品被起诉赔偿一案尘埃落定。尽管法院认定无证据证明潘晓婷在该案中有“代言”过错，因而未支持原告的赔偿请求，但该案仍作为一个触发点，引发舆论对明星代言法律责任问题的关注和探讨。

据悉，“中晋系”投资理财产品“爆雷”后，被套牢的投资者达上万人。案发后，不少投资人自称是看了潘晓婷代言的广告才进行的投资。更有一些投资人到潘晓婷撞球馆前聚集，要求赔偿。一时间，维权矛头直指潘晓婷。前些年，网贷平台请明星或公众人物代言、推广的情况也很多。同样，平台出了问题，也有投资人把明星告上法院要求赔偿的事件发生。

与这些投资人将维权对象聚焦到为产品代言的明星身上的逻辑一样，很大一部分网友表达了对明星代言应担责的支持：有利必有责，这是最基本的市场法则。既然明星代言挣钱，就必须承担相应的风险和责任。

其实，关于明星代言的法律属性问题并没有那么复杂。代言人作为一个独立的平等民事主体，在广告法律关系中是与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地位平等的民事主体，是广告的重要参与者。明星代言广告是要代言费的，这就决定了其获利属性，而一旦被证明其所代言的是虚假广告或者违法，那么明星与非法广告主就在客观上成为合谋者和利益的“共赢”者，都是造成消费者身心财物损害的直接侵权主体。有侵权必有责，有损害必赔偿，只要造成消费者实际损害，都应承担相应的赔偿法律责任，而不论他们有无获得利益或者获得多少利益。从另一方面讲，虚假代言的明星与广告主都是获利主体，权利义务是对等的，因其非法获利行为而引起的他人损害，自然应由获利人共同负责买单。

从现行法律法规看，我国在立法意图上倾向于“代言担责”。比如，在行政责任上，《广告法》第六十二条规定：“明知或应知广告虚假仍在广告中对商品、服务作推荐、证明”“为其未使用过的商品或未接受过的服务作推荐、证明”，由监管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二倍以下的罚款；在民事责任上，《广告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关系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服务的虚假广告，造成消费者损害的，其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广告代言人应当与广告主承担连带责任。”

不过，在司法实践上，代言担责却很难执行。这是因为代言人承担连带责任有一个前提，即其“明知或应知广告虚假”，仍然代言。现实中，从消费者到司法机关都很难查证，某个明星明知（应知）企业广告存在问题却仍然为其代言。而翻看近些年有关广告代言的案例，很难找到明星代言被判担责者。显然，法律上虽有“代言担责”的条款，但因设置了难以掌控的“前提”，这就很容易导致法院判决向“从宽”偏移，从而使得这一条款因缺乏可操作性而实际失效。在这种情况下，代言广告的明星们就身处在法律法规的“无责任特区”，即使代言广告的商家出了问题，他们也不会为此付出代价。

北京话把引诱人受骗上当并从中获利的人叫做“托儿”。现在人们普遍关注的明星代言问题，就有点明星当“托儿”的嫌疑，或可称为明星“托儿化”。这一现象必须引起重视。所谓“没有规矩难成方圆”，对明星代言进行规范，仅靠现行的法律法规显然是不够的，还应当形成一套完整的规制体制和机制。立法时对代言行为以概括和列举的形式，明确禁止性和限制性行为的具体内容，增强可操作性。同时，相关部门还应该完善代言广告的审查和行政监管制度，保障代言人对所代言产品、服务和对象的知情权和依法单方终止合约的权利。当然，明星们也要厘清自身责任，莫贪一时之利，把代言当“托儿”干，请谨记《佛说四十二章经》一句话：贪刀刃之蜜，甜不足一食之美，然有截舌之患。

《中国质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