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释放哪些积极信息

□ 胡立彪

“十四五”规划建议中关于汽车的一句话特别引人关注——推动汽车等消费品由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有业内专家认为，这种“转变”意味着未来汽车政策的立足点将更偏重使用导向，而购买方面的一些限制将有所放松。

虽然专家没有明言“放松”所指，但许多人尤其是那些受到购买管理“限制”的人却心领神会：汽车限购或将成为历史。这一猜测有一个有力证据。10月19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例行发布会，新闻发言人孟玮表示：“下一步将促进大宗商品和服务消费持续增长，推动汽车消费转型升级，促进汽车限购向引导使用转变，鼓励各地出台促进老旧汽车置换政策。”这一表述中的“汽车限购”，即在“购买管理”的外延之中。

事实上，近一段时间，关于放松汽车限购多地已有试探性的动作。比如，近期广州、杭州、北京都增加了数万个购车指标。深圳除增加购车指标外，还放宽了对购车资质的限制，此前购车需要深圳户口或缴满两年医保，现在只需持有深圳居住证即可。在放松汽车限购上动作最大、最彻底的要属贵阳市。2019年9月12日，贵阳市政府宣布取消购车摇号政策，成为目前全国实行限购政策的9省市中首个全面取消限购的城市。

有人认为，一些地方放松汽车限购，是基于在经济整体下行趋势影响下，国内汽车市场增长乏力。疫情突发加重了这一形势，通过增加购车指标拉动汽车消费实为无奈之举。不过，这种无奈之举，也透露出政策制定端面临着诸多矛盾和纠结。其实，从限购政策出台的第一天起，该政策就遭遇批评质疑。有业内人士坚定地认为，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限制购买本身是与法治精神和市场经济运行法则相背离的，这注定了它只能是一种暂时性的行政行为，绝不会长久存在。

当然，市场逻辑作为最大的逻辑，它将是终结汽车限购的最大推动力。汽车政策当然也是听市场的。由于汽车产业有着强大的产业联动效应和高新技术吸附性，它一直被许多国家看作是发展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就我国来看，汽车产业的支柱作用也非常突出。2019年，我国汽车制造业营收超过8万亿元，占GDP的8%。国家统计局不久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GDP近73万亿元，同比增长0.7%。其中汽车制造业第三季度同比增长2.6%，9月份同比增长16.4%。汽车业的强势复苏对GDP实现0.7%的增长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把眼光放长远，看到我国汽车市场的发展潜力，就更能明白放松限购有多么必要，从而也更能理解“推动汽车等消费品由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建议的战略意义了。有数据显示，中国汽车千人保有量，在统计的20个国家中排名第17位，美国和日本的汽车千人保有量分别为中国的4.8倍和3.4倍，同属金砖国家的俄罗斯、巴西和南非的汽车千人保有量均领先中国，中国与发达国家的汽车千人保有量相差4倍。可以说，我国的汽车市场潜力还远远没有释放出来。

正是基于汽车产业对于国民经济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国内汽车市场仍有很大发展空间，我国政府在汽车产业政策上开始进行调整。就当前而言，新车销售、二手车流通、汽车使用等方面都发生了变化，政策出发点和立足点也应适应这种变化进行调整，这就要求各级政府在汽车政策制定上协调购买管理和使用管理的偏重，为汽车消费留出更大的政策空间。

当然，加强汽车使用管理，并不意味着政策会把限制从购买端转移到使用端。未来汽车政策的总体基调是，通过完善相关管理手段、措施，创造更多的使用场景，提供更多的使用便利，从而使人们购买汽车之后享受到其为生活带来的便利，带动相关消费需求的增长。

《中国质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