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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兰天鸣
篮球明星迈克尔·乔丹诉乔丹体育股份有限公司姓名权纠纷案近日尘埃落定。上海二中院判决乔丹体育公司停止使用其企业名称中的“乔丹”商号以及向乔丹本人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人民币30万元等……
近期，一批涉嫌攀附国外品牌和商标的国内企业接连尝到了败诉滋味。专家认为，国产品牌走“傍洋品牌”的“歪路”已走到尽头，尊重知识产权，掌握核心技术，依靠质量和服务打响中国品牌才是正道。
“穿洋马甲”国产品牌接连败诉
2020年12月30日，迈克尔·乔丹发表声明表示，该判决维护了自己的姓名权，并制止了乔丹体育的侵权行为：“中国消费者有权了解乔丹体育及其产品与我本人完全无关。没有什么事情比保护你自己的姓名不被滥用更重要的了。”
近期，一批“穿洋马甲”的国产品牌接连败诉。2020年4月，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对“New Balance”品牌授权方新百伦贸易（中国）有限公司诉“NEW·BARLUN”品牌拥有方纽巴伦（中国）有限公司的不正当竞争案做出一审判决：纽巴伦公司除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公开声明消除影响外，还需赔偿经济损失1000万元及维权合理开支80万元。
全国审判业务专家、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专职审委会委员陈惠珍认为，过去一些品牌在初创时期，通过“傍洋品牌”“一傍成名”，走的是“鱼目混珠”、误导消费者认知、节省营销成本的捷径，傍的是国外知名品牌深耕多年的口碑和美誉度，“但这条路已然越来越不好走”。
她认为，当前在知产侵权案件审判中，法院不仅大幅提高判赔金额和维权合理支出的赔偿金额，对于恶意侵权、重复侵权的，还会适用惩罚性赔偿。程序上，财产保全、行为保全等制度越来越完善，也更有利于权利人充分维权。
“这既体现了我国保护知识产权动真格、求实效的决心，也彰显了法律和社会维护权利人合法权益的价值取向。”她说。
“借牌打牌”面临穷途末路
国产品牌“傍洋品牌”现象由来已久，但其代价越来越高。乔丹体育多年来侵权官司缠身，耗时费力，企业美誉度受到影响，还影响了其上市的计划和进度。
2013年，阿迪达斯将阿迪王告上法庭，认为“阿迪王”侵犯了阿迪达斯的注册商标专用权，构成了不正当竞争。最终，“阿迪王”中文商标和三角标标识被无偿转让给阿迪达斯。
如今，消费者对“傍洋品牌”的国产品牌也未必买账。21岁的上海市民孙小姐告诉记者：“大家到网上查查就知道是不是‘假洋鬼子’了，与其搞成‘半土不洋’，还不如飞跃、回力等老牌子或设计师品牌更让年轻人喜欢。”
“随着国际交往日益密切，中国知产保护力度日益加强，公司获取侵权信息的手段也在增多，‘傍洋品牌’面临着更大的法律和商誉风险。”上海交通大学文创学院副院长薛可认为，“傍洋品牌发展得越大，‘风险炸弹’就埋得越深，‘炸’的时候负面影响也越广。”
上海市律协知产委主任刘峰认为，“借牌打牌”现在面临穷途末路，“近期国外品牌在国内的知产侵权诉讼中频频胜诉，给国外知名品牌维权注入了‘强心剂’”。
他表示，维权对于被侵权者是双赢：打击侵权的同时提高了曝光率和知名度，更获得了巨额赔偿，这都鼓励和刺激着被侵权者拿起法律武器维权。
中国品牌需迎“成人礼”
当前，不少国产运动品牌通过自强发展，已经“长大成人”。
据财报显示，打“国潮”牌的李宁公司2019年收入达138.70亿元人民币，较2018年上升32.0%，毛利上升34.7%至68.05亿元。
世界知名运动品牌斐乐2009年与安踏牵手成功。2019年安踏体育收益为339.2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0.8%，经营溢利达86.94亿元。其中斐乐品牌收益达147.7亿元，实现经营溢利40.22亿元。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认为，一些通过走“傍洋品牌”道路成长起来的企业，在知识产权保护日趋完善的当下，应当积极谋求转型，在创品牌上狠下功夫。
“在品牌中彰显文化自信、产品自信、营销自信，在品牌研发、设计、生产中形成自己独特的气派和风格，才能真正生产出具有高附加值的产品。”薛可说。
“有的败诉企业已有完备的工业生产线，具备了较强的工业生产能力和管理水平，比一些重起炉灶的企业有更好的条件。关键是要转变思路，下定决心才有可能领先一步。”刘峰说。
薛可建议，相关企业可采取“移花接木”和“借船出海”两条路，将早期获得的经验、资源等积累，循序渐进地嫁接到新创品牌中，“一方面可以通过创造子品牌，打造新品牌；另一方面可充分运用资本运作，收购国外知名品牌，采取借船出海的方式，最终实现品牌的升级转型”。
“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知识产权”，刘峰认为，当前中国已有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走向世界。国产品牌也要及早注重自身商标的知识产权保护，对他地可能发生的侵权行为要主动监控和检索，制定全方位的保护策略。
《中国质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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