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订《产品质量法》 让企业更“负责”

修订《产品质量法》 让企业更“负责”

——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

□ 本报记者 徐建华

要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关键是用法律思维和法治方式提高我国企业的产品和服务质量。“所以说，《产品质量法》是一部关系到立足长远的经济工程、关系千家万户的民生工程、标本兼治的法治工程、‘六保’‘六稳’的政治工程。”近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在接受中国质量报专访时建议，《产品质量法》的修订，要进一步增加生产者产品安全保障义务、相关的行政责任及惩罚性赔偿责任等内容，构建完整的产品安全责任体系。

刘俊海说，具体而言，一是要强调企业的产品安全责任，夯实企业对产品安全的保障义务，维护消费者的安全保障权；二是要建立对产品安全信息的追溯制度，确保产品追踪不留死角；三是要建立跨市场、跨地域、跨部门、跨产业，信息共享、快捷高效、无缝对接的产品安全保障体制和机制，多方位、全链条确保产品安全。

随着技术创新的不断发展，产品智能化成为重要趋势，质量的内涵也日益拓展，那么如何通过《产品质量法》的修订，更好地让企业履行保障产品安全的主体责任？刘俊海给出的回答是：一方面，要让企业发挥第一责任人的作用，强化生产者保障产品安全的主体责任，规定生产者必须向市场投放安全的产品；强化销售者在产品安全中的风险警示、应急处置措施、与市场监管部门配合等法律义务；详尽规定产品供应链条中各相关方的产品安全保障义务。另一方面，企业要树立“一心二维三品四商五严六实”的安全保障理念，即企业要对社会有感恩之心；追求盈利合理化思维，而不是最大化思维；做到“产品、企品、人品”合一；要有不断创新产品的智商，树立消费者信任观念的情商，自觉信仰、敬畏《产品质量法》的法商，践行同行业最佳商业伦理的德商；要有严格的产品标准、服务标准、营销标准、内控体系、问责体系；夯实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安全保障权、参与治理的权利和投诉权利。

近年来，我国一直在推动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刘俊海认为，通过《产品质量法》修订，可以更好地优化产品安全监管模式。一方面，“放管服”要齐头并进，尤其要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放出活力、管出公平、服出温度，要服务于广大消费者权益的保护，让消费者的产品买得安全，用得放心。因此，他建议《产品质量法》的修订应确立缺陷产品召回制度、建立产品质量的自我声明制度，通过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优化产品安全监管模式。另一方面，在实施产品安全监管过程中，一是要协同共治，强化监管合力，提髙监管效能，提升监管公信力。市场监管部门与其他的行业主管部门一定要携手并进，协同监管；同时要引进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媒体和行业协会共同参与监管。二是要强调行政监管要和企业的内控体系无缝对接、有机衔接、同频共振、良性互动。履行产品安全责任，不能仅靠事后的行政处罚，更重要的是及时开展行政指导。此外，监管模式的健全和完善一定要着眼于促进企业的发展，实现消费者福祉的提升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之间相辅相成、并行不悖，不能以“优化营商环境，方便企业经营”为名，放松对消费者保护，也不能以强化消费者保护为名阻碍企业的健康发展。

我国自实施缺陷产品召回制度以来，已日渐获得社会公众广泛认可，但法律层级尚有待提高。为此，刘俊海建议在《产品质量法》修订中，明确确立缺陷产品召回制度，通过提高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的立法层级，加强相关行政处罚的威慑力。

与此同时，刘俊海认为，缺陷产品召回还要完善惩罚性民事赔偿制度。他建议在《产品质量法》的修订中可以考虑在两种情形下设定惩罚性赔偿机制：一是生产者在确认产品存在缺陷后，拒不履行召回义务或者怠于履行召回义务，造成受害人人身伤害、死亡的；二是销售者在明知产品存在质量安全问题或缺陷时，仍然继续向消费者销售产品的。

“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应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两方面的积极性，多个轮子一起转。当市场这一‘无形的手’失灵的时候，政府这一‘有形的手’要有所作为。政府部门应进一步加强产品的风险监测，及早发现并及时进行风险交流工作，前移监管关口，化解风险隐患，通过消除监管盲区，提升监管效能。就市场而言，要鼓励企业主动召回，要让企业有主动召回的动力，让企业认识到召回后有助于商的恢复、提升，避免市场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刘俊海最后说道。

《中国质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