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建设

    文／本刊记者 王颖

   中央提出要“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以后，特别是2015年，国务院印发《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和《国家标准化体系建设发展规划（2016-2020年）》以后，全国各地普遍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开展调查研究并着手制订相关服务规范和管理制度，可谓热情高、决心大。为此，记者电话采访了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干部教育学院副院长，广东省公共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长李绥州教授。

   李教授告诉记者：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要有科学的方法和实用的技术，还要和我国行政改革的方向趋势保持一致。否则，一场轰轰烈烈文化建设运动可能会走入误区，造成制度资源、物质资源的巨大浪费。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要讲科学，切忌指标化、机关思维、顶层包办和急于求成。

    切忌把标准化搞成指标化

   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往往被误解为“指标化”。所谓“指标化”，即上级主管部门制订公共文化服务的目标、内容、过程、资源配置、业绩等各项指标，并进行量化考评排名；下级则主要发挥“分包商”的作用，将上级下达的指标分解后逐级下达、层层落实。表面看，“指标化”的做法目标清晰、责任明确、易于量化考核，且层层加码，效率很高。但深入观察发现，指标化往往失之于简单化。最常见的情况是，一大堆指标转化为挂满匾牌却门前冷落、基本无人问津的馆站所室之类的硬件设施，大量的资源投入却没有换回应有的社会效益，浪费了制度资源，浪费了人财物。事实上，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是要建立一个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质量管理体系。它是由需求识别、政策转换、效果评估和持续改进等四大机制，以及质量目标、质量责任、质量方法、质量行为、质量测量和质量改进等六大环节所构成的闭合管理体系。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建设是个建立机制、完善体系的过程，是个围绕服务对象需求而持续改进供给的过程。

    切忌用机关思维搞标准化

   有“指标化”逻辑，就必然有机关思维。机关思维就是以机关科室为中心建立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体系的思想和意识，其结果是机关科室主导指标的制订、执行、检查验收和考核评比。于是，服务标准化的过程演变成了科室的指标化活动。支持机关思维的是所谓的“专家论证”，搞些无厘头的“头脑风暴”确定指标，再通过无厘头的德尔菲法之类确定指标权重。科室人员和“专家精英”一道完成了指标的落地过程，想当然地认为农民爱读农业科技，又是送书送报又是建场馆。真实的情况是，青年农民外出务工，留守的妇女要种田，老人要带孩子，孩子要读书，哪有时间去泡文化站读农业科技？因此，必须用质量思维替代机关思维。质量思维强调四点：一是服务对象的需求引导供给，二是服务对象做出选择，三是广泛应用市场机制和政府-社会伙伴机制解决问题，四是需求被满足的程度是评价服务效果的标准。国内外公共服务早已探索出了成熟的、智慧含量极高的质量管理体系。如为提升劳动者的职业技能，政府给适龄的劳动人口发放定额的教育券，鼓励民间机构开设有针对性的培训课程以吸引生源，培训机构再拿教育券到政府兑现。假设政府没有采用教育券制度，而是坐在机关科室想当然地给下级政府下达培训机构的数量指标、师资指标、场地指标、设备指标以及训练课程，能达到提升劳动者素质的目的吗？因此，质量思维坚决反对机关科室人员越俎代庖，代替服务对象做出选择，坚决反对以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提供公共服务。

    切忌把顶层设计搞成顶层包办

   指标化、机关思维反映的是政策顶层设计的偏差现象。从资源的权威性分配看，一切政策都是顶层设计的结果。顶层设计是个中性概念，制修订宪法、党章及教育、医疗卫生等政策都需要一个顶层设计的过程。因此，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不是要不要顶层设计的问题，而是如何科学地进行顶层设计，关键是防止在指标化、机关思维的制约或诱导下，顶层设计异化为顶层包办。顶层包办意味着上级主管部门把公共文化服务的内容、规模、过程、规范、结果等予以规定，几乎或完全没有给市场、社会、地方或基层政府留下发挥的空间。这样，顶层设计演变成为顶层包办。文化活动本来最丰富多彩，最生动鲜活，最体现民情民意。但顶层包办却把文化活动办成了一堆数据、一堆指标，违背了文化发展的规律。基层与民间的创造性也被抑制，主观能动性再没有发挥的空间。事实上，民间和市场的创造力非常旺盛，广东就有许多值得关注的民间文化活动，如建立了以化妆品、家具、建筑、陶瓷、收音机等多元化主题的各类博物馆，融知识性、趣味性、服务性、商业性于一体，深受城乡居民欢迎。因此，顶层设计要以发挥市场和民间的作用为旨志，切勿陷入顶层包办的误区。

    切忌违背事物规律急于求成

   公共文化活动属于精神文明建设的范畴，其目的是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民心，引导、教育城乡居民，从而全面提升国家的综合软实力。但是居民的美感、荣誉感、责任感以及职业观、世界观、价值观的形成和强化，是潜移默化、无声无影、春雨润物的内在化过程。通过行使国家或行政的力量，我们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内建成宽敞明亮的图书馆、文化馆、阅览室，可以配备多少台电脑、多少册图书、多少位服务专员，还可以制订出多少项服务规范、制度、公约之类，但无法保证居民能够起建立对京剧豫剧和黄梅戏的兴趣，无法强制居民养成阅读马列阅读经典的习惯。因此，你能用图书存量、场馆面积来衡量居民的审美情趣、价值观和文化素质吗？搞文化建设，不能“赶工期”，不能简单套用物质基础设施建设的那一套做法，既不能揠苗助长，急于求成，也不能搞形似而神异的物质和物理运动。搞文化建设固然需要有形的物质载体，但这种物质载体必须是基于市场机制、基于居民需求和社会偏好、基于地方和基层政府的创造性而配置。因此，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要在尊重文化、市场、社会以及公共管理等活动的规律的基础上，从现实出发，循序渐进、持续改善。

   指标化、机关思维、顶层包办以及急于求成四位一体，反映的是权力意识而非服务意识。实质上，这是用计划经济的管理方式搞文化建设，难以找到与当前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这一大方向大趋势的契合点。如何把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纳入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大局进行设计，是各级文化主管部门要思考的现实问题。

    《中国质量万里行》2016年2月刊